第78章商鞅变法的利弊(1 / 2)

 秦孝公三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施行变法。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的第十六级,可以说是朝廷中实打实的高官大吏了,可见秦孝公很倚重商鞅。

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抢占其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地区。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向历史宣告: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秦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在旧国都雍地的东面,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

此时的魏国仍然以强国自居,还未把秦国放在眼里。但变法后的秦国早已不是当年时常败于魏国的秦国了,秦国用十年的功夫积蓄力量,已经能够和魏国匹敌。

迁都咸阳后,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

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变法仍然围绕国家利益,以打击落后王族,提升新兴势力为主。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男子都要自食其力。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凡是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可以通过缴纳双倍赋税的方式弥补。在第二次变法中,秦国百姓的天伦之乐已经被彻底践踏了,商鞅彻底断绝了秦国百姓不分家的后路。至此,商鞅将百姓当做实现秦国富强的工具已经是不言而喻。商鞅禁止言论,百姓敢怒不敢言。怒气被压抑,一旦爆发,商鞅必然难以善后。

第二,合并乡镇,统一以县为单位编制全国的行政制度。编制后的秦国共有31个县,每个县都有县令和县丞,县令是主要责任人,县丞是县令的副手。第一次变法时,商鞅统一编制户籍,便于管理百姓;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编制县制,以地域为单位管理全国。

经过两次变法,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个人自由被约束。商鞅屡次约束百姓,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以“耕、战”为本,杜绝经商、学习、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由秦国开创的,商鞅改革的贡献很大。

第三,整治全国土地,以统一尺度划分土地,鼓励开垦。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力求实现一套标准尺度。如果以全国统一的尺度划分土地,国家的赋税征收就有严格且统一的标准。赋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一旦赋税有保证,秦国作战就有经济实力保障。

第四,统一度量衡,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商鞅改革前,秦国的测量尺度有斗、桶、权衡和尺等,名目繁多,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国家税收。经过改革,全国都用一套标准,更便于交易。

第一次改革,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第二次改革,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商鞅功不可没。经过两次改革,秦国已经像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实现全国的统一就像实现秦国度量衡的统一。

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不为太子留情面,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面。

上次太子触犯新法,他的监督官公子虔被罚,公子虔恨商鞅入骨。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操起大刀阔斧,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劓刑,就是削割掉鼻子。为了变法,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这更加深公子虔的怨毒之心。

公子虔是太子的监督官,负责太子的道德品行,如果太子行为不合道德要求,他有权责指正。商鞅削公子虔的鼻子,在太子的道德监督官上动刀,就是削道德监督官的脸面。

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人,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

改革法令颁布后,商鞅宣布:以法为教。按新法行事的温顺百姓,商鞅大赏特赏。被赏赐的人多是耕田种地优秀,出军作战勇敢者。

在商鞅变法的时期,如果想获得升迁,必须有实际的功劳,比如耕田种地优秀,又比如作战勇猛。有赏便有罚,遵循新法可以获得赏赐,触犯新法便要遭受处罚。

面对触犯新法的人,商鞅决不姑息。有一次,700多个囚徒触犯新法,商鞅手起,700多颗人头马上落地,血溅闹市。

秦国一天天强大,魏国却一天天削弱,秦国需要抓住机会对付魏国。秦孝公十七年,即商鞅第二次变法施行5年后,魏国大败于马陵,将军庞涓被斩,国力大衰。

第二年,商鞅献计献策,建议秦孝公趁魏国元气大伤出征魏国。魏国紧挨周国,是众诸侯争夺的焦点,一旦国力衰微,许多诸侯国便对其虎视眈眈。

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地理位置关键,对秦国而言,它就像心腹之患,如果秦国不吞并魏国,魏国就要灭亡秦国。

从地理环境看,魏国占据安邑,西有山川的险要作为护国屏障,东有肥沃的土地。魏国如果强盛,可以向西入侵秦国,如果疲弱,可以退守东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