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鞑靼人愿意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带，或许我们能帮助鞑靼人获得自由。”

阿克楚奇犹豫了一下，“我回去商量一下吧！”

刚送走阿克楚奇，卫兵来报，日本驻鄂木斯克全权代表加藤恒忠来访。

鄂木斯克是高尔察克临时政府的“首都”，日本在这里派了一个全权代表，只是这个不速之客来这里干嘛？走进刘先俊的司令部，加藤恒忠难免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位年轻的西北六省四特别区的执政者，中亚实际掌权者，中华民国副总统。出身于一个日本政治世家，具有良好的家教。一般而言，日本上层人物对汉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在那个圈子，这是一种文化氛围。

其实，被现代国人视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华文明的传人自居，而将满清时的中国看作沦陷于靼虏的亡国者。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浓厚的“尊王攘夷”观念。当年，蒙元对日用兵失败，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将其中的南宋降军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它所有“靼虏”，屠戮殆尽。徐继畲在其那篇后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启蒙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其实，日本人不仅是看不起蒙古人这个“夷”，也看不起“攘夷”无能的宋人。作为日本的武士道的重要精神来源，宋末的抗元志士们，如文天祥等，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并在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尊王攘夷”的明朝，日本人则多次遣使入贡。

到了满清入主中原，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满清国的鄙夷与仇视。日本人认为中国沦陷于夷狄之手，而以中国自居了。朝贡自然是不会再有的，相反他们还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几乎是一种常态，从他们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恢复中华而战，在后代中国认为奇耻大辱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却认为这是一场“中华”和满清的战争。也许只是后来中国的日益落后才勾起日本的贪婪之心。

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意思是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已经被满清入侵，荣光失尽，而由于满族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则力争：“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日本对“中国”的维护可见一斑。

现在辛亥革命已经成功，汉人已经重新掌权，虽然内地还是军阀割据，但加藤恒忠却从这位年轻的将军身上感觉到昔日汉人的威武:以新疆万人而得整个西北，以西北十万之众驰骋中亚、西伯利亚，而且都是驱使异族军队，这不能不让加藤恒忠想起以为大汉将军班超的故事，这恐怕还要远远超过班超的功勋吧！想到这，加藤恒忠不禁有些敬畏之心，接过刘先俊递过来的茶，小啜一口，规规矩矩放下来：“尊敬的刘总统，我是来向您献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