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在满清大举南下之际把江北防御系统的总指挥史可法调回江南，实在是一件愚不可及的战略错误，就算江南小朝廷的君君臣臣全都是蠢猪，也不应该做出这种自毁长城的举动。但从当时当世的情形来看，这是一个必然。

史可法辛辛苦苦才把江北防御体系建立起来，虽然屡经波折，总算是有这么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存在。守江必收淮，这是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的道理，江南小朝廷就算再怎么不成器，也不应该愚蠢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之所以急急忙忙的把史可法调回江南，就是因为出现了内乱：左良玉反了。

左良玉此人，乃是大行崇祯皇帝御封的平贼大将军，当年在河南在湖广，和各路农民军打的天翻地覆，虽然败多胜少，始终手握重兵，是抗击反贼的重要力量。左大将军的人品怎么样先不去说，绝对是实打实的国之重臣。

自从崇祯皇帝殉国之后，左良玉做的事情和走的路线和扬州的李乙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自行其是，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按说左大将军就应该象扬州的李乙丑那样静待时机，而不是风风火火的扯旗造反，但他终究是反了。

作为大明朝的臣子，左良玉当然不会打出造反的旗号，若是那样的话，和一众反贼无异。

如历史上绝大多数造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左大将军打起的旗号是：清君侧！皇帝身边出了奸佞小人，朝廷已无力清除，我左大忠臣宁可冒着被人说成是反贼的风险，也要清除朝中奸佞，还大明朝一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左良玉率军造反的真正目的，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分赃不均！

甲申国变之后，左良玉及手下的大小军头并不看好当初的福王，也就是现在的弘光皇帝，自然也就没有“拥立之功”。新朝建立之后，少不得要论功行赏，他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新朝分封的四镇在实力方面还不如左良玉，怎能让拥兵自重的左大将军心服口服？左良玉造反的祸根早已经种下！

马、阮等人早就和左良玉不睦，偏偏弘光皇帝登基以来又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举措，没有争取到民心，新朝的统治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稳固，所以，左大将军一直在寻找机会。

恰逢清军南下，作为马士英集团武力保障的四镇已无暇西顾，左良玉抓住机会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挥师东进。左部号称大军百万，水陆并举，沿长江一路席卷而来。

作为新朝皇帝，弘光本人对左良玉的造反并不是特别在意。事情是明摆着的，左良玉的旗号是清君侧，目标是马士英等人，就算左良玉打进了南京城，最多也只的是换个辅臣而已，他照样可以做在龙椅之上。

但把持朝政的马士英等人却急眼了，不顾一起的调集人马准备迎击“反贼”左良玉。距离南京最近的江北各镇就成了最适合的保卫力量。

虽然史可法始终坚定的认为清军是新朝的生死大敌，应该把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布置在江北，左良玉之事完全可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但马、阮集团却不这么认为。就在史可法还在为此事辩解之时，马士英已经强行抽调江北四镇中的两阵回师江南。

就在满清大举南下威胁徐州这个万分紧要的战略支撑点的时候，江南小朝廷突然来了一招“釜底抽薪”，把整个江北防御体系一半的军事力量抽走了。

事已至此，史可法万般无奈，只能回到江南，试图说服朝廷把防御的重点放在江北。

最终，史可法不敌马士英集团，不得不做出优先击败左良玉的决定。

如果左部造反之事无法用政治谈判的手段解决，江南新朝将不得不面对两面作战的窘迫境地。好在新朝“福泽深厚”，关键时刻，左良玉病死在清君侧的半途当中。

左良玉一死，打着清君侧旗号的百万大军群龙无首，驻足于长江中游，看样子是在决定是不是继续东进。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本是政治解决的最佳契机，但史可法已经无暇再理会此事，火急火燎的返回江北，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时局早已糜烂不堪，在外围抗击清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新朝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叛乱，让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横扫了河南、苏北等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弘光新朝的正统性值得怀疑。

在甲申国变之际，若是崇祯皇帝没有殉国，自然可以协调各方，把散落在各地的军事力量拧成一股绳。哪怕是崇祯朝的太子能够在百万闯军中逃出，依旧具有据对的正统地位，站在君臣大义的制高点上统领各地诸侯，虽不敢说一定能够收复北都，至少可以让诸如左良玉、李乙丑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俯首称臣，将清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并不是很难实现的战略目标。

因为弘光皇帝不具备道义上正统性，所以才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江南新朝虽然没有和左部人马爆发惊天动地的大战，却失去在最佳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