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茨印刷所里，我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就是威盖特。他有很富有的亲戚，比印刷所里的其他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会说法语，拉丁文也还过的去，并且酷爱读书。我们走得越来越近，最后，他向我建议一起游遍欧洲，所到之处，靠我们的手艺赚钱维持生活。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我向我的好朋友德纳姆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有空就去他那里呆上个一个钟头），他说我不要这样，建议我只想着回宾西法尼亚的事情，他正要回宾西法尼亚。

他告诉我他打算回到费城去，并且要带很多货物过去在那边开个商店。他建议我去给他做店员，管帐（他会指导我），抄写信函以及照看商店。他还说，当我熟悉这些生意以后，他会升我的职，让我运一船面粉和面包等货物去西印度群岛，让我从其他方面获得佣金，那是很可观的数目，如果我做得好，会奠定我自己事业的基础。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开始厌倦了伦敦，不由得想起来在宾西法尼亚的快乐生活，我希望马上重温它。因此，我立即同意了一年50镑宾西法尼亚币薪金的协议，它确实比我当排字工人的工资少了些，但是前景更好。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拉尔夫森德开始出发。关于我旅程中的事情，我会在我的日记中提到，我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那些事情。也许日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对我未来生活的规划，那都是我在海上的时间规划的。我做出那个规划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一直到年老的时候都忠实地执行那个规划，所以值得你特别注意。

我们是10月11日抵达费城的，我发现费城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基思已经不在是州长了，他已经被戈登少校取代了，我见他像一个普通公民那样在大街上走路。我见到里德小姐的时候也应该是一样的惭愧。在接到我的信后，里德小姐的朋友们觉得我没有理由可能回来，所以她们就劝她嫁给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做罗杰斯的陶瓷工。但是，和他在一起，里德小姐从来没有开心过。不久，里德小姐就和他分开了，拒绝和他住在一块，拒绝使用他的姓。现在外面都传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老婆，他是一个卑劣的人，但手艺不错，这就是让里德小姐的朋友们痛心之处。罗杰斯陷入债务危机，他在1727或者1728年的时候逃去西印度群岛了，后来死在那里。凯默的铺子扩大了规模，又开了家商品丰富的文具店，购进了许多新的字盘和技术不行的新伙计，生意好像很不错。

德纳姆把他的店开在水街，货物也陈列在店里。我勤恳地工作，学习会计，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就很擅长于销售了。我们在一起吃住，他向父亲一样教导我，对我很真诚，我也很尊敬爱戴他。我们本来可以愉快地合作下去，但是，1726或者1727年的2月，当我刚过完我21岁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病倒了。我得了肋膜炎，差点没有命了，我痛苦之极，心里已经放弃了生存的希望。所以，当我病好的时候，我都有些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后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要遭受死亡的痛苦。我忘了德纳姆先生得的是什么病，他病了很长时间，最后病死了。他在他的口头遗嘱上给我留下了一笔小遗产，算是他对我的友谊的表示，然后他就走了，再一次我要独自面对这个广阔的世界。他的店由他的遗嘱继承人接管，我在他那里的工作结束了。

我的姐夫霍姆斯那个时候正在费城，他建议我重做我的老本行，凯默也以可观的年薪来诱惑我为他管理印刷厂，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把精力投入文具店。他的印刷所里有这些人，他们是：休·梅雷迪斯，宾西法尼亚的威尔士人，30岁，从小做农活，诚实，聪明，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但是酗酒；斯蒂芬·波茨，一位年轻的乡下小伙子，也是从小开始干农活，天生聪明，富有智慧和幽默感，就是有点懒。凯默和他们约定一个非常低的周薪工资，但是每隔3个月加1个先令的工资，这就由他们的技术进步所决定，他用这种逐渐涨工资的办法来吸引他们。休·梅雷迪斯负责印刷，斯蒂芬·波茨负责订书。根据凯默和他们的协议，凯默要教他们，尽管凯默对这两者都不一窍不通。约翰，一个野蛮的爱尔兰人，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他是凯默从一位船长那里买来的，要为凯默做4年的事，他也要做印刷工。乔治·韦布，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也买了他4年的服务，凯默打算让他排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戴维·哈里，也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凯默收他当学徒。不久我就发现凯默出比以前高的工资给我的目的，他就是要我来训练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当他们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他就可以不要我了，因为这些人和他都是师徒关系，是有合同的。然而，我还是开心地做事，把印刷所搞得井井有条，原来这里可是一团糟。我使工人专心工作，他们的技术也不断有提高。

我们印刷所里的铅字经常不够，并且那个时候在北美也没有浇铸铅字的人。我在伦敦詹姆斯的住所看过人们浇铸铅字，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注意。不过，我现在做了一个铸模，用字母做打印器，打在铸模的铅上，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所有的空缺铅字。我也偶尔刻几块铜板，制造油墨，我还是仓库的管理员等等，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但是，不管我怎么任劳任怨，我发现当其他人的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我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当凯默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的时候，他就让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应该减少点工资。他变得对我没有原来那样客气了，老摆他的老板架子，经常挑我的错，吹毛求疵，我们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某天晚上，梅鲁迪斯到我这里来了，我们谈论下我以后的去路。他对我很尊敬，他不想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下来。当我想要回老家去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去，他提醒我，凯默已经资不抵债了，他的债权人已经不安起来。他的文具店也经营的很差，为了钱文具店的东西经常没有利润就卖了，经常赊卖东西却不记帐，因此他必然要破产，那样我就可以乘虚而入了。我说，但是我缺少资金。他就说，他父亲对我评价很高，很看好我，他从他和他父亲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合伙的话，他父亲会出钱帮助我们开业。梅鲁迪斯还说：“到明年春天我和凯默的合同就到期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订购印刷机和铅字。我很清楚我自己不懂技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技术，我出资金，我们平均分配赚到的利润。”

他的提议很好，我就答应了，他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同意了这个事情。特别是他看到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成功的说服他戒酒了，他希望我们的亲密相处会帮助他儿子改掉所有的不良习惯。我交给他父亲一张清单，他父亲又将之交给了一个采购商，东西就由那个采购商代买。在东西运来之前，一切要处于保密状态，同时，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去另一家印刷所找事做。但是，我没有找到有地方要人，因此就闲了好几天。凯默那个时候有可能获得为新泽西州印钞票的机会，那需要雕版和各种各样的铅字，而这只有我才会。凯默怕我被布雷福德请去而抢了他的生意，就给我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他在信中说，朋友不应该吵了几句嘴就成了陌路人，他希望我回到他的印刷所去。梅鲁迪斯也劝我过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指导下获得更多的进步。所以，我又回到了印刷所，情况比原来好多了。新泽西州印钞票的那个生意接到了，我为之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这在那里还是第一次），还为钞票设计了一些花纹和字码。我们一起来到伯林顿，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各方都满意，凯默因此得到了一大笔钱，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破产。

我们在那里呆了将近3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一些可以称为朋友的人，他们是法官艾伦；州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伯和几个史密斯家的人，他们都是州议会议员。还有测量局的局长萨克·德科，他是一个精明睿智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给烧砖工运土。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开始写作，他为测量员拿测量链，测量员就教他如何测量。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不菲财富。他还说：“我可以预计，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这个人挤出这一行，并在这一行在费城获得一笔财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打算在这里或者别的地方开业。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也不时帮助他们。他们终其一生都敬重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前，我最好让你知道我那时候对伦理道德的看法，你也可以看得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未来生活。我的父母很早就让我对宗教产生了深刻印象，使我整个童年都虔诚地反对英国国教。但我那个时候只有1５岁，当我发现在我读的不同的书里有不同观点以后，我就开始怀疑圣经本身了。一些反自然神论的书籍被我碰到了，据说博依尔布道的要旨都在里面，它们对我的影响恰恰和它的原意相反，为了反对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但那些在我看来，却比驳斥人的理由更有道理。总之，我不久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观点把一些人，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引入歧途，但是这两个人毫无良心地使我大吃苦头。再想起基思对我的行为（他也是自由思想者），还有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那些都不时引起我的愧疚。我开始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这些教义可能是真理，但却是没有什么用途的。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德莱顿下面的诗句作为格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尽管半盲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部分，最近的那部分

他的眼睛却看不见

那在一切之上的公平那杆秤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的品性，他的无边智慧，他的仁慈与力量得出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善和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明智之极的。我开始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不知不觉加入了我的观点，以至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推理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我渐渐地相信，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真诚与正直。我于是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书还留在我的日记里，我决心终生侍奉它们。圣经本身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我有个想法，深以为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件事情因为被禁止去做就认为那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某事要求人们去做就认为它是对的。然而，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的话，某些事情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某些事情之所以要求人们去做，是因为那是对人们是有益处的。这种信念，靠着上帝的赐福或者守护天使的保护，或者偶然的有利情形或者环境，或者三者的合力，保护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危机；在父亲不在身边，得不到父亲的劝告的时候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危机。没有因为任性而产生严重的缺德和不义行为，而这些，本来因我缺少宗教信仰而产生。我说“任性”这个词，是指在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我由于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含了必然性在其中。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品德还是可以的。我很珍视它们，并且决心保持它们。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帐，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他。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把它租了下来。那个时候房租一年只要24镑，后来听说要70镑一年，为了减少房租，我们就让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印刷东西的地方。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拿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５先令都令我开心。由于对毫斯的感激我更乐意帮助那些刚开业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怎么热心。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每3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一问题。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爱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以小额罚金。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物所的契约抄写员，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已经人到中年，特别喜欢诗歌，凡是他能碰到的书他都要拿来看，写了些还行的作品，善于做些小东西，通情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