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

接连好几天，在鲁昂鲁昂是法国西北部城市，在塞纳河北岸。的市区里，都有七零八落的败兵穿城而过。那简直不能称之为队伍了，只能算得上是乱哄哄的乌合之众。这些败兵们垂头丧气地走着，脸上是又长又脏的胡子，军服也是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也不分队列。反正是，人人神情沮丧，就像耗尽了这些人的精气一样，他们不想再动脑筋，也无法再动脑筋。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拖拖拉拉地往前走，好像只要一停下来，便会散了架子，累得马上倒在地上。

在这些人当中，最为显眼的是那些被动员入伍的人，他们本来在自己的家乡过着太平日子，安安稳稳地靠年金度日，没想到被动员入伍，结果被枪支压得弯腰曲背。当然，国民别动队的士兵们还是十分机灵的，时而惊慌失措，时而激昂慷慨，随时准备进攻或逃跑的样子。除此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人，他们是一个师在大战役中被歼灭之后的幸存者。另外，和这些颜色杂乱的步兵排在一起的，还有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不时也有一个步履沉重的龙骑兵，戴着闪亮的头盔，但是吃力地跟在走得比较轻松的步兵后面。

接下来传过的，是一群一群的游击队员。他们的名称极为英勇悲壮，如“坟墓公民队”“战败复仇队”“视死如归队”，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一帮一帮的土匪一样。

游击队的头头们从前是商人。他们曾买卖呢绒、种子、油脂或肥皂。战事发生后，顺应时势参军当了军人，由于这些人家底殷实，而且都留着小胡子，看上去就不同于他人，而被任命为游击队的头头。他们身穿法兰绒制服，身上挂满武器和饰带。只要开口说话，准是粗声大气。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一个比一个声高。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他们自己认为只有他们的肩膀在支撑着垂危的法兰西。不过，他们盲目自大的另一面也有着一些担忧，就是他们带的这些“游击队员”。这些人多数十恶不赦，经常无法无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听说普鲁士人马上就要进入鲁昂了。

近两个月以来，国民自卫军在附近的树林里十分小心地侦察着。即使一只小野兔在荆棘丛里跑过，他们都会被吓一跳，时刻准备战斗，有时失手会把自己的哨兵打死，打死也就打死了。但是现在，他们都回了家。器械和服装，以及从前一切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法国古里，1法里大约相当于4千米。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忽然通通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要经过圣塞韦尔和阿夏尔镇到奥德梅尔桥法国城市，在鲁昂西部，塞纳河南岸，此处指法军向南溃退。去。一个具有传奇般的勇气，习惯于胜利的民族，竟然会一败涂地。将军绝望地走在队伍的后面，他对这些七零八落的残兵无能为力。其实，将军本人在这场大溃退中也惊慌失措了，他夹在两个副官之间，心灰意冷地向前走着。

整个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的状态。很多被盈利思想弄昏了头脑的大腹便便的富翁都愁闷地等候战胜者，唯恐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扦和砍肉大刀被人当做武器看待。

一切就像停止了一样，店铺都关了门，街道也静得吓人，偶尔有居民外出也是贴着墙边匆匆走过。

与其这样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倒不如就让敌人快些来吧。

该来的终于来了，就在法军走了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枪骑兵旧时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一个兵种。迅速地穿过了鲁昂城。不一会儿，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从圣凯瑟琳的山坡上下来，同时，在通向达纳塔尔和布瓦吉尧姆的大路上，也涌现了另外两股普鲁士兵。这三支部队的前卫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厅广场，德军从附近的所有街道上一批批地涌了过来，路面在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共振下喀喀作响。

有人用陌生的喉音发出的口令声传进了家家户户，这些房子就像无人居住一样，没有丝毫的回应。其实在关闭着的百叶窗后面，一双双眼睛正在窥视着这些获胜的人。这些人根据《战争法》，成了这个城市及其生命财产的主人。

在这些看似安静，遮得黑乎乎的房间里，其实居民们惊恐万分，就像碰上了洪水和强烈的地震一样，面对这种毁灭性的灾难，人的智慧和勇气都毫无用处。因为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颠倒过来，由人类的法律或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就会被一种是非不分、残酷野蛮的行为所摆布。人们不再有安全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像地震会把整个民族压倒在坍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江河会卷走农民、家畜的尸体和大大小小的屋梁。因胜利而自豪的军队会屠杀自卫者，而把其他人作为战俘带走，以军刀的名义进行抢劫，用炮声来感谢上苍。这些的灾祸，与永恒正义的一切信仰都大相径庭，使人们无法按照既定的教育来信赖人类的理性和上天的保佑。

每家每户门口都有小分队在敲门，只要门开了，进去就不再出来了。这就是入侵之后最为具体的占领。被征服者对于征服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没过多久，最初的恐怖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宁静。在许多家庭里面，普鲁士军官都会和房子的主人同桌吃饭。这其中不乏一些有教养的军官，他们会礼貌地对法国表示怜悯，声称讨厌这场战争，但是置身其中，又毫无办法。房子的主人自然是感谢他有这种看法，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需要他的庇佑。把这些军官们孝敬好了，自己负责提供给养的人数也有希望减少一些。既然他们已经占领了这些，又何必还拿自己当做主人呢？那样做不是勇敢，而是极度的蠢笨和鲁莽。鲁昂的市民曾以英勇的保卫战，使这座城市威名远扬，现在却不再这样了，他们惧怕自己的鲁莽和冒失。他们认为，从法国式的礼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理由，对于外国士兵，只要不公开表示亲近，在家里待之以礼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白天在外面装作互不相识，晚上在家里一起聊天喝酒，因此，德国人每天晚上在每个家庭壁炉边取暖的时间也就越拉越长了。

苦难总不会太久，城市逐渐恢复了常态。法国人还是不大出门，但是普鲁士的士兵却挤满了街道。轻骑兵军官们身穿蓝色制服，在大街上挎着军刀耀武扬威。尽管如此，与去年在这些咖啡店里喝酒的法国轻骑兵军官们相比，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看似和谐的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是那样的难以捉摸，又是那样真实地存在着。那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异国气氛，到处散发着的气味，带着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飘进了家家户户和一切公共场所，它们改变了食物的味道，使当地人们感到自己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在野蛮而危险的部落里旅行一般。

这些入侵者们经常会要钱，要很多很多的钱。居民们总是照付，反正他们现在还很富裕。不过，即使对富有的诺曼底的商人来说，眼看自己的财富一点一滴地流入到别人手中，心难免会痛起来。

在离城两三法里通向克洛瓦塞。迪埃普达勒或比埃萨尔的河流的下游，时常有船员和渔夫从水底捞上来某个德国人的尸体。这些包在军服里都已发胀的尸体，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拳打脚踢折磨死的，有的是脑袋被石块砸碎而死的，也有的是被从桥上扔进了水里直接淹死的。河里的淤泥埋没了这些默默无闻，野蛮而又合法的复仇行为。隐名的英雄那悄然无声的袭击，比大白天的战斗更加危险，却没有引起轰动的光荣。

因为对入侵者的仇恨，总能激起三五个胆大的人勇敢起来，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这些入侵者虽然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市区，他们那些沿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造成了盛名，但在这个城里却从未干过这类可怕的事情。渐渐地，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当地的商人心里又痒痒了起来，又盘算着去做生意了。其中有几个商人在法军占据的勒阿弗尔拥有一些股份，他们试图从陆路到迪埃普，再坐船到那个港口去。

于是，有人利用相识的德国军官们的影响，获得了一张由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

他们为这次旅行预订了一辆由四匹马拉的大马车，算起来总共有十个旅客，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动身。

这几天天比较冷，地面都冻硬了，而且星期一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时候，从北方吹来的大块乌云使天上下起了雪来，这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宿。

早晨四点半的时候，旅行者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准备上车了。

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冬装，活像一些穿着长袍的肥胖的神甫。他们还困得要命，冷得要命，有的身上裹着毛毯还冷得直打哆嗦。黑暗中，彼此看不清谁是谁。不过有两个人倒是互相认了出来，他们聊起了天。

“我把妻子也带去。”第一个人说。

“我也带了。”另一个人说。

“我也一样。”第一个人接着说，“我们不打算回到鲁昂来了，要是德国人接近勒阿弗尔，我们就到英国去。”

其实，人人都有同样的打算，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是极其相似的。

可是一直没有人套车。只见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灯，一会儿从一扇黑暗的门里出来，一会儿又消失在另一扇门里。马蹄踢打着地面，但声音不大，因为地上的厩肥减轻了马蹄的声音。听得见房子里面有个男人的声音，边指挥着畜生边骂个不停。不久，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示有人在给马上鞍子。这种轻微的声音马上就变成了清脆而连续的声音。这声音随着牲口的动作而上下起伏，有时毫无声息，有时又会因为猛然一动又响了起来，与此同时，钉了掌的马蹄踢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门忽然又关上了。一切声音都随之消失。这些冻得要命的市民们不说话了。他们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虽然冻得发僵。

大片大片的雪花飘飘飘洒洒地落到地面上，从上到下组成了一幅接连不断的帷幕。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为万物蒙上了一层镜子般的外衣。冬夜里的城市是如此的万籁俱寂，只听得见雪花飘落时沙沙的声音。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那个提灯的人又出现了，手里拉着一匹马的缰绳，但是马不想出来，看上去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提灯人把马拉到车辕面前，准备把马套好。因为他一只手提着灯，所以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他就这样转来转去，好半天才把马套好。他正要去牵第二匹马的时候，发现这些旅行者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他忙活，该死的天气几乎让他们成了雪人，于是他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到车里去呀？那里至少可以躲一躲雪吧。”

这些人之前都没有想到这一点，经提灯人一提醒，急急忙忙往车走去。三个男人先把他们的妻子在里面安顿好，接着陆续上了车。然后，其他几个模糊不清的人影也钻进了车里，在剩下的几个座位坐下，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语言交流。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一些稻草，为了能够暖和一些，大家的脚都伸在稻草里。车厢里面的太太们带着几个烧化学炭的小铜炉，坐定之后，她们就点燃了，随后交谈了起来，说着这种炉子的好处，说着一些她们早就熟知的一些事情。

经过一番等待，马车终于套好了，但是由于下雪路滑的缘故，所以套的马不是四匹而是六匹。只听车厢外面有个声音向车里问道：“人到齐了吗？”车里面马上有个声音答道：“到齐了。”于是这辆马车就这样出发了。

天气太恶劣了，马车只能慢慢地走着，简直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挪。陷在雪里车轮，使整个车厢呻吟般地发出沉闷的咯咯声。马儿走得也非常费劲，脚下打滑，嘴上冒着“热气”。车夫的鞭子像条细蛇一样卷起又伸开，四处飞舞，响个不停，时不时地抽打着圆鼓鼓的马屁股。每打一次，就会发现那匹被打的马绷紧肌肉，用力拉上一阵。

在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起来。旅行者中，有一位是纯粹的鲁昂血统的人，他把轻柔的雪花比作一场美丽的棉花雨。渐渐地，雪停了。一线阳光透过大块的、乌黑的、厚厚的云层射了出来，一片雪白的田野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耀眼。白色的田野上时而出现一排排挂着白霜的大树，时而露出一间间被白雪覆盖着的房屋。

在车厢里，大家借着黎明时暗淡的光线，互相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靠里面，最好的位置上，卢瓦佐法语中这个名字的发音和“鸟”相同。先生和他的太太面对面地坐着打盹，他们是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他们比较富有。

卢瓦佐是一个诡计多端而又快快活活的人。最初他在一个卖葡萄酒的老板手下当店员，后来老板做生意破了产，他就把店铺买了下来，并且发了财。他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向乡下的零售商出售劣质葡萄酒，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狡猾的骗子，是一个真正的诺曼底人。

卢瓦佐是个骗子的名声众所周知，所以本地的一位善于写寓言和谣曲，文笔辛辣讽刺的图奈尔先生，曾在省政府的一次晚会上对其进行过小小的讽刺，当他看到太太们有点精神不振的时候，便建议她们玩“鸟飞”法语里的“飞翔”和“偷窃”是同一个词，所以“鸟飞”也可以理解为“卢瓦佐偷窃”，是双关语。的游戏。这个词很快飞遍了整个晚会，接着传到了全城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在一个月的日子里，谈起这件事情都笑得合不拢嘴。

卢瓦佐是位“名人”，还因为他本身就爱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他经常会说善意的或恶意的笑话，所以谁提起他来都会加上这样的一句话：“卢瓦佐？那简直是个活宝。”

卢瓦佐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挺着一个大肚子，脸色潮红，留着花白的颊髯。

相反，他的妻子高大健壮，说话声音响亮，办事干脆利索，坚定果断。这夫妻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效果。卢瓦佐用快活的说笑活跃着店铺的气氛，他的妻子则以一脸的严肃控制着店铺的秩序。

坐在这对夫妻旁边的是极为可敬的卡雷·马东先生。他属于一个高尚阶级，在棉纺织业里他是个重要人物，不仅拥有三个纺织厂，而且还是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和省议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指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他都是善意的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是用无刃的礼剑作战，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报。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卡雷·拉马东年轻得多，对派驻鲁昂的出身名门的军官们来说一向是个安慰。

卡雷·拉马东太太坐在丈夫对面，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爱，美丽，娇小的身躯蜷缩在皮大衣里，用略带忧伤的目光注视着车厢里的一切。

卡雷·拉马东太太的旁边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的姓是诺曼底最古老的姓氏。也是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于贝尔伯爵是位身材高大的老绅士。他总是尽力利用穿着打扮，来突出他与国王亨利四世的相似之处。一个传说，曾使他们的家族感到光荣，据说国王曾使布雷维尔家的一位太太怀了孕，于是她的丈夫因此成了伯爵和省长。

布雷维尔伯爵是卡雷·拉马东先生在省议会里的同僚，但是他代表省里的奥尔良派。于贝尔伯爵和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的婚姻故事充满了神秘感。不过，由于伯爵夫人举手投足都很有气派，待人接物也总是恰到好处。有人传言她被路易—菲力普1830—1848年的法国国王。的一个儿子爱过，因此整个贵族阶层对她都极为热情。她的沙龙在本地也首屈一指，只有她主持的沙龙依然保持着往昔的文雅，但是要想进入其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布雷维尔夫妇相当的富有，但是都是一些不动产，据说这些不动产年收入可达五十万法郎，这可是一个诱人的数字。

以上这六位，是车里面的主要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富裕。他们来自泰然和强大的社会阶层，属于上流社会中信仰宗教和有道德有教养的人。当然，他们也是有权利的阶层。

十分凑巧，这三位太太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的另一边还有两个修女。她们正数着长长的念珠，喃喃地念着天主经是基督宗教最为人所知的祷文。和圣母经由天使问候圣母的话、表姐丽莎赞颂圣母的话以及16世纪教会所附加的祈祷文所组成。年老的那个脸上布满了麻子，就像迎面挨了一片霰弹子弹的一种。弹壁薄﹐内装黑色炸药和小铅球或钢球﹐弹头装有定时的引信﹐能在预定的目标上空及其附近爆炸﹐杀伤敌军的密集人马。年纪稍微轻的那一个，看上去瘦弱不堪，有一张俊俏但满是病态的脸，她看起来像是患了肺痨。那正是使她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侵蚀的结果。

在两个修女的对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大家的视线。

男人是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者——科尔尼德，对体面的人来说他可是个危险的人物。二十年来，他那红棕色的胡子碰过所有民主派的咖啡店里的啤酒杯。他的父亲以前是糖果商，所以给他留了一笔非常可观的遗产。但是他和他的兄弟及朋友们很快把所得的这份遗产吃光了，于是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共和国的到来，以便最终获得与他为民主革命喝掉的那么多啤酒相称的地位。在九月四日的那天，可能是有人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他被任命为了省长，他也真信了，就以为自己真的被任命了省长。于是他从上到下，好好打理了一番就去上任了。结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不承认他，他只得灰溜溜地退了出来。尽管闹了这样的笑话，但是不影响他是个善良热情的小伙子，并且他始终是热情的，乐于助人的。因此他总是以最大的热情组织着本地的防务。他组织人在平地上挖了一些坑，把附近树林里的小树全部砍倒，在各条大路上布满了陷阱。他对自己所做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在敌人临近时，就怀着兴奋的心情立刻回到城里了。现在他认为到勒阿弗尔去更加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因为那里需要新的防御工事。

女人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一名妓女。她是因为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羊脂球”这个外号。羊脂球个子不高，到处都圆乎乎的，胖得不行，连手指都非常有肉，但是被指节勒得很紧，富于光泽的皮肤紧绷绷的，于是看起来像一串串短香肠。上衣里面高耸着两个硕大的胸脯。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因为她是那样的鲜艳悦目。她的脸蛋看上去像一个红红的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她的一双极美的黑眼睛忽闪忽闪的，又长又密的睫毛为它们蒙上了一层阴影。她的小嘴仿佛是为亲吻而生，迷人而又湿润。她的牙齿光亮而又细小。

此外，人还说她是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的。

她刚被人认出来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正派女人便交头接耳起来，“娼妓”“社会的耻辱”之类的词语，时不时地从她们的嘴里冒出来。这样的谈论使她抬起了头。她用充满挑衅和无所畏惧的目光扫视着车里的人，于是，车里立刻鸦雀无声，长舌妇们都垂下了眼睛，低下了头。只有卢瓦佐例外，他一直处于神色亢奋之中，一直色迷迷地窥视着羊脂球。

可是没过多久，三位太太就又交谈了起来，有羊脂球这个妓女在场，她们三个立刻就成了朋友，而且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在她们看来，面对这个无耻地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人，她们应该摆出作为良家妇女的尊严，应该摆出为人妻的优越感，因为法律约束下的合法的爱情对发乎人性的自由的爱情总是嗤之以鼻的。

三个男人也是，有科尔尼德在场，一种保守者的本能就使他们互相接近，并且以极为优越的口气谈论着有关金钱的话题。于贝尔伯爵侃侃而谈普鲁士人使他遭受的损害，无法收获和牲畜被盗将给他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以拥有千百万财产的大领主的口气说得毫不在意，因为他认为这些灾难对他的影响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卡雷·拉马东先生显然警觉性比较高。因为他在棉纺织业里受过严重打击，所以，这次有所提防，已把六万法郎汇到了英国，以备不时之需。卢瓦佐下手比较快，已经把地窖里剩余的劣质葡萄酒都设法卖给了法国军需处，这样国家就欠了他一大笔的钱，如今他一门心思指望在勒阿弗尔把这笔钱弄到手。

尽管三个人身份不同，但是由于金钱的关系，互相交换着迅速而友好的目光。他们感到彼此之间已经可以称兄道弟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属于有钱人。都属于把手伸进裤袋就能弄得金币叮当作响的人，也都属于大共济会共济会是从前某些国家里宣传博爱的秘密团体。里的一员。

由于路况的原因，车子走得很慢，到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才走了不足四法里。为了减轻车子的负担，男人们三次下车步行上坡。渐渐大家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原定在托特吃午饭，现在看来半夜之前不可能到达托特了。每个人都在留意着，看路边有没有家小酒馆什么的。在焦急之际，马车却陷进一个雪坑里，费了两个钟头才把车子拉出来。

大家感觉到越来越饿，饥饿感弄得大家心烦意乱，可是却看不到一家小饭店或一个小酒馆。普鲁士人的临近和饥饿的法军相继从这里经过，早已经把各行各业的生意人都吓跑了。

男人们下车跑到路边的农庄里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却连半片面包都找不到，因为士兵们没什么吃的就会到农庄里行抢，所以心存疑虑的农民早就把储备的食品都藏起来了。

下午一点钟左右，卢瓦佐嚷嚷着他胃实在饿得受不了。其实大家都像他一样，早就饿得不行了，对食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以致饿得连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

在这沉寂的气氛中，只要有个人打呵欠，其他人立刻就会受到传染，于是每个人都轮流打起呵欠来。看他们打呵欠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的性格、教养和社会地位不同，打呵欠的方式也不同，有人张大嘴巴打着，有人打得比较斯文，张开嘴巴的同时马上用手遮住。

羊脂球几次弯下腰去，似乎在裙摆下面寻找什么东西。她犹豫着看了看两旁的人，那些人面色苍白，一脸苦相，于是她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卢瓦佐表示愿意掏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但是他的妻子马上做了一个表示反对的手势，卢瓦佐就不再说什么了。卢瓦佐的妻子听到浪费金钱的主意总是要心痛的，以致连与钱有关的笑话也不愿意听了。

伯爵说：“我感觉有些不大舒服，怎么就没想到要带些食物呢？”每个人都这样责备自己，后悔不已。

正在大家愁眉不展之际，科尔尼德掏出满满一葫芦朗姆酒。他热情地请大家喝，除了卢瓦佐喝了两口，别人都冷冰冰地拒绝了。在送还葫芦的时候，他表达自己的谢意：“这酒喝起来真不错，喝了暖和多了，还能聊以充饥。”卢瓦佐喝酒之后心情显然好了很多，开起玩笑来，提议像民谣里所唱的那样，吃掉最肥胖的游客。这是显然是暗指羊脂球，这些所谓的有教养的人听了很不舒服。大家都不接话茬，只有科尔尼德双手称赞。两个修女也不再念经了，双手笼在宽大的衣袖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垂着眼睛不声不响，大概正在把上天降给她们的痛苦作为对上天的奉献进行祈祷吧。

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车子走到一片望不见尽头的平原上，那里连一个村庄都看不见。羊脂球终于再次弯下腰去，迅速从长凳下面拉出了一只大篮子，上面盖着一块洁白的餐巾。

只见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陶瓷小碟子，一只精致的小银杯，然后拿出一个很大的罐子，里面有两只切好的烧鸡，烧鸡上有一层冻汁。大家看见餐巾下面还有不少好东西，有肉糜，有水果，还有一些甜点，足够旅行三天用的了，根本用不着去找饭菜。同时，四个瓶颈从食品包中露了出来。她撕了一个鸡翅膀，就着一个在诺曼底被称为“摄政时期”的小面包，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弥漫的香气使人馋涎欲滴，耳朵下面的颌骨在痛苦地痉挛着。这个时候，太太们对羊脂球的蔑视达到了极点，恨不得杀了她，或者把她以及她的酒杯、篮子和食品从车上扔到下面的雪地里。

卢瓦佐的眼睛始终贪婪地盯着装小鸡的罐子。口里喃喃地说道：“太棒了，有些人考虑问题总是十分周到。这位太太就比我们有先见之明。”

羊脂球听了，抬起头来对他说：“先生，您想来点吗？从早晨饿到现在真不好受。”

卢瓦佐点了点头，他向周围瞟了一眼说：“的确如此，我饿得吃不消了，就不客气了。战争时期嘛，顾不得那么多了，对吧，太太们？”又接着说，“像现在这种情况，能碰到肯帮忙的人，真是太幸运了。”于是，卢瓦佐把手头的一张报纸摊开，用随身带着的一把小折刀的刀尖戳起一只涂满冻汁的鸡腿，慢慢咀嚼起来。伴随着车厢里响起的一片无可奈何的叹息，他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接着，羊脂球又以温柔的声调请两位修女分享她的食物。她们立即就接受了，含糊不清地说了两句谢谢之后，连眼皮也不抬，便迅速地吃了起来。坐在她旁边的科尔尼德也没有拒绝羊脂球的邀请，和两个修女一起把报纸摊在膝盖上，形成了一张餐桌，马上吃了起来。

得到食物的几张嘴，不断地一张一合。卢瓦佐在角落里狼吞虎咽，悄悄地让妻子也学他一样。他的妻子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终在饥饿的折磨下同意了。卢瓦佐委婉地问他们这位“可爱的女伴”——羊脂球，能否拿出一小块鸡给他的妻子。羊脂球亲切地微笑着，说：“当然可以。”把罐子递了过去。

第一瓶波尔多葡萄酒被打开了，令人遗憾的是，只有一只酒杯。于是大家只好把杯子传来传去，大家极为文雅，喝的时候只是擦一下杯口。只有科尔尼德不拘小节，喝的时候故意用嘴去碰杯口上被羊脂球的嘴唇湿润过的地方，他大概是风流成性惯了。

大家都在忙着往嘴里送东西，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味和喝酒的诱惑。只有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马东夫妇还是始终不肯放下自己的架子，一面故作高贵地矜持着，一面忍受着难以抗拒的食物诱惑。大家正在忙活之际，纺织厂厂主的年轻美丽的妻子忽然“唉——”了一声，所有的人停止了动作，都向她望去：只见她的脸色和外面的雪一样白，双眼一合，头往旁边一歪，晕过去了。她的丈夫顿时惊慌失措了起来，恳求大家赶快帮帮忙。但是人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危机之中，年老的修女迅速托起美丽的小女人的头，把羊脂球那只仅有的盛满葡萄酒的酒杯放到了她的唇边，让她喝了一点点酒。效果很明显，漂亮的女人慢慢睁开了眼睛微笑着，用虚弱的声音说说“感觉好多了”。为了让这位美丽的女人不再晕倒，老修女给她喝了满满一杯波尔多葡萄酒，并且肯定地说道：“准是饿的，没什么事。”

听了老修女的话，羊脂球顿时满脸通红，十分尴尬和内疚，看着饿肚子的两对夫妇嗫嚅说：“上帝啊，如果我冒昧地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不知……”她的话没有说完，一定是怕因此反受侮辱吧。但是，此时卢瓦佐说话了：“啊哈，当然没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应该互相帮助才好。好了，好了，先生们，太太们，别客气了，快拿着吃吧，真见鬼！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间过夜的房子呢？但是照现在的速度推测的话，明天中午之前也未必到得了托特。”即使这样，这两对夫妇还是犹豫不决，谁也不肯先点头说“好吧”这个词，他们怕说了这个词会冒着有失身份的责任。最后，还是布雷维尔伯爵先出头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见他向惶恐不安的胖姑娘——羊脂球转过身去，摆着十足绅士的架子，带着极度的优越感对她说：“我们接受，并感谢您的邀请，太太。”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跨出了最为艰难的第一步，大家就痛快地享受起来了。篮子里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除了之前提到的食物，还有肥鹅肝糜，肥云雀糜，熏口条，克拉萨纳的梨，主教桥法国北部卡尔瓦多斯省省会，是诺曼底的一部分，以产干酪著称。的干酪块，各种小蛋糕，以及满满一杯醋渍小黄瓜和洋葱。和其他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羊脂球最爱吃的也是蔬菜瓜果。

既然吃了这个妓女的东西，大家就不能不和她说话。于是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起初还有所克制和保留，后来大家见她举止得体，说话温和，也就随便了起来。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马东太太都是深谙世故的人，顿时显得既亲切又高尚起来。伯爵夫人尤其特别，浑身上下都透着最尊贵的太太们那种和蔼可亲的优越感，无论与什么人接触，仿佛都不可能玷污她们的高贵。而健壮的卢瓦佐太太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宪兵精神，始终带着盛气凌人的那股劲，她是说得少吃得多的人的代表。

在这样的情境下，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战争。大家充满感慨地讲述着普鲁士人的暴行和法兰西人的壮举。这些正在逃跑的人，都在向别人的勇气表达着敬意。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经历，羊脂球也不例外，在讲述她是如何离开鲁昂时滔滔不绝起来，她显然动情了，妓女们真正动情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她回忆着说：“起初我以为我可以留下来。家里准备了许多食品，所以我宁愿让一些士兵在我的家里大吃大喝，也不想到处流浪逃避。可是当我看到这些普鲁士人，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他们的到来使我火冒三丈，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耻辱，为此我甚至痛哭了一整天。唉，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从窗户里看着他们，那些戴尖顶钢盔的肥猪们，若不是女仆抓着我的手，我肯定会把家里的家具砸到他们身上去。后来有普鲁士人要住到我家来，我扑上去就掐住了第一个人的脖子。其实，掐死他们并不比掐死别人更难！如果不是有人拉住我的头发，我就可以把那个家伙给解决了。事后我不得不躲起来，瞅准一个机会我跑掉了，所以就上了这辆车。”

众人对她的行为大加赞扬。在座的其他人都不如她有这么大的胆量，所以对她的评价都很高。特别是科尔尼德，在听羊脂球讲述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使徒式的赞许和亲切的微笑，就像一位神甫在听一个信徒赞美上帝。留着长胡子的民主主义者们垄断了爱国主义，正如教士们垄断着宗教一样。接着他以教训人的口吻，用上了从每天贴在墙上的公告中学来的浮夸腔调，一展他口才，慷慨激昂地斥责了那个“恶棍巴丹巴丹是拿破仑三世的绰号。”。

羊脂球听后马上发火了，因为她是波拿巴主义者指拥护拿破仑王朝的人。只见她的脸涨得比樱桃还红，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么做。真是太卑鄙，对，就是这样！是你们背叛了他，还在这里振振有词！要是让你们这样胡作非为的人来治理的话，法国早也就不存在了！”科尔尼德对羊脂球的话无动于衷，始终保持着一种轻蔑而高傲的微笑，但是大家觉得他要破口大骂了，于是伯爵赶紧出来调停，宣称一切真诚的意见都应该受到尊重，这样才使怒气冲天的姑娘平静下来。在这场并不友好的冲突中，伯爵夫人和纺织厂厂主的妻子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这个羊脂球的一边，她们觉得这个时候必须大义凛然，她的看法和她们十分相像，所有的女人对威武而专制的政府都抱有的本能的柔情，内心始终怀着有教养的人对共和国具有与生俱来的仇恨。

篮子很快就空了。十个人毫不费力就把能吃的全吃光了，与此同时，还连连惋惜篮子没有更大一些。他们又开始谈论起来，不过东西吃完之后谈得就不像吃东西时那么热烈了。

夜幕慢慢降临，天色越来越黑了。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对寒冷最为敏感，尽管羊脂球比较丰腴，但是也禁不住哆嗦起来。布雷维尔太太主动把自己的小炉子借给她，火炉里的炭从早晨到现在已换过几次了。羊脂球没有客气，马上接了过来，她感觉自己的两只脚都快被冻僵了。卢瓦佐太太和卡雷·拉马东太太也把自己们的炉子借给了两个修女。

天黑了，马夫点亮了车灯。强烈的灯光照亮了辕马冒汗的屁股，只见上方的一团热气。路两旁的白雪，在变化不定的光影中变幻。

车里很黑，什么都看不清了，但是在科尔尼德和羊脂球之间好像有了一些小动作，卢瓦佐的目光在阴影中努力搜索着，他确信看到科尔尼德被人不出声地猛揍了一下，迅速地闪开了。

前方的路上出现了光亮，托特终于到了。路上走了十一个小时，加上四次让马吃燕麦和喘息的两个小时，一共花了十四个小时原文如此，疑为作者笔误，应为十三小时。马车进镇后，在商务旅馆的门口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但是一阵相当熟悉的声响——刀鞘碰撞地面的声使全体旅客都为之战栗。随即响起了一个德国人的喊叫声。

马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人下来，好像一出来就会被杀死一样。车夫提着的一盏灯忽然照亮了整个车厢里的两排惊慌失措的十个面孔，这些人由于吃惊和恐惧而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

在车夫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军官。是位瘦高的年轻人，头发金黄，整个身体紧裹在军服里，犹如一个裹着胸衣的姑娘。他歪戴着漆布的平顶大盖帽，活像英国旅馆里的侍者。他的小胡子长得很有意思，胡须又长又直，向两边越来越细地扩散下去，最后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胡须，细得让人看不出它的尽头。他的小胡子就像压在嘴角上一样，向下扯着面颊，在嘴唇上印出一道下坠的折纹。

他用阿尔萨斯法国旧时东北部地区的省份，隔莱茵河与德国交界，普法战争后曾与洛林一起割让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收回。法语生硬地说着：“先生们和太太们，请你们下车。”

修女们习惯了服从，首先温顺地下了车。接着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后面跟着纺织厂主和他的妻子，以及把高大的妻子推在自己前面的卢瓦佐。他脚刚落地，便对这名德国军官说：“您好，先生。”与其说是出于礼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对方看了他一眼却不予理睬，像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一样。

羊脂球和科尔尼德虽然就坐在车门口，但是最后才下车，他们显得庄重和高傲。胖姑娘尽力控制克制情绪，让自己保持镇静，那位民主主义者则用一只有点哆嗦的手，像演悲剧一样，不停地捻着他那红棕色的长胡子。他们认为在这种场合，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所以要有尊严。他们对同行者的顺从很反感。羊脂球尽量显得比身旁的正派女人们更有自尊，而科尔尼德则感到自己应该成为榜样，一言一行都要继续完成那种在大路上挖坑抗敌的使命。

一行人都走到旅馆的宽大的厨房里，德国人要他们出示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那上面写着每位旅客的姓名、体貌特征和职业。他久久地审视着这些人，把每个人和证件上的内容进行对照。

最后他突然说道：“没错。”接着便走开了。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肚子又饿了，便教人准备晚饭。由于做饭至少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在两个女仆忙于饭菜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去看自己的房间。房间都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廊的尽头有一扇标着一个尽人皆知的号码指100号，代表厕所。上面装有玻璃的门。

大家坐下吃饭的时候，旅馆老板亲自来了。他以前当过马贩子，是个患哮喘的大胖子，喉咙里总是呼呼响，嗓音嘶哑，痰声不断。他的父亲把弗朗维这个姓传给了他。

他开口问道：“谁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只见羊脂球战栗了一下，转过身来答道：“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想马上和您谈一谈。”

“和我吗？”

“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的话那就没错。”

她摸不着头脑了，思索了一下，随后明确表示：“可能他是找我，但是我不想去。”

她的周围发生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探究这道命令的来由，伯爵走近她跟前说：“您错了，太太，因为您的拒绝可能不仅给您。而且给所有的同伴都带来严重的后果。对最强大的人永远不要反抗。他要您去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可能是为了补办什么手续。”

大家央求她，催促她，重复地劝告她，终于说服了她，因为他们都怕她的拒绝会造成麻烦。最后羊脂球说道：“我是为了你们才去的，就是这样！”

伯爵夫人握住她的手：“为此我们都会感谢你。”

她就这样走了。大家等着她回来再吃饭。每个人都觉得有些遗憾，召见的为什么不是自己，而是这个毫无廉耻的妓女，大家都在默默地准备着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以便轮到自己被召见时不致说错话。

过了十分钟，羊脂球气喘吁吁，气得满脸通红地回来了。她翻来覆去地说道：“真是混蛋！流氓！”

大家都急于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她始终一言不发。在伯爵的再三追问之下，她才极为庄重地答道：“没什么，跟你们无关，不说为好。”

大家围着一个有盖的大汤碗坐了下来，碗里的白菜透出了的香气。尽管刚才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但晚饭还是吃得很愉快。卢瓦佐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要了苹果酒。除了科尔尼德，其他人都要了些葡萄酒。科尔尼德要的是啤酒。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开瓶盖，让啤酒迅速起沫，他把杯子侧着放在灯前仔细鉴赏酒的颜色。他的大胡子与他所选择的饮料色调相同，他喝酒的时候，胡子温柔地颤动着。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大啤酒杯，好像在履行他生来要完成的唯一职责一样。他毕生有两大嗜好：淡色啤酒和革命。在精神上两者接近得不可分割，因此在品味一种嗜好时肯定不会忘了另一种嗜好。

在桌子的那一头弗朗维夫妇正在吃饭。男的像个破火车头那样喘个不停，如果边吃饭边说话，胸腔就会因为来不及通气更加困难了。可是那个女人却说个没完。她不断讲着普鲁士人给她的印象，以及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她憎恨普鲁士人，一是因为他们糟蹋她的钱，二是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她和伯爵夫人说得最多，她为自己能和一位有身份的贵妇交谈而感到欣慰。

她甚至降低声音，谈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断她的话：“你最好闭嘴，弗朗维太太。”可是她只当没听见，自顾说下去：“你知道吗，太太，这些人只会吃马铃薯和猪肉，要不就是猪肉和马铃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讲卫生。才不是呢！我跟你说，他们随地大小便。不过你要是见过他们操练就好了，他们一练就是好几个钟头。这几天，他们在一块空地上，不断地向前走，向后走，向左转，向右转。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种种地，或者修修路呀！但是并没有，太太，这些军人毫无用处。只能靠老百姓养活着，他们什么都不学，只会专门杀人！不错，我只是个没有见识的老太婆，可是我看见他们从早到晚地踏步，踏得浑身筋疲力尽，我就想：有些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是为了做有用的人，难道需要另外一些人来吃这么多苦，就是为了杀人！不管是杀普鲁士人、英国人、波兰人，还是法国人，杀人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是吧？有人伤害了你，你为此报仇，这样不行，要判刑的；可是人家像打猎一样，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小伙子，这倒行了？要不为什么要给杀人最多的人发勋章呢？天呢，您看这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弄不懂！”

第22章　（2）

科尔尼德提高了嗓门：“如果进攻一个和平的邻国，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和平而战斗，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弗朗维的妻子低下了头，说道：“不错，自卫是另一回事。不过人难道不应当杀绝那些用打仗来寻乐的统治者吗？”

科尔尼德眼睛一亮，说：“好样的，女公民。”

卡雷·拉马东一直在思索。他虽然狂热地崇拜一切杰出的统帅，但是这个老太婆的见识却使他想到，这么多的人手空着不做事自然是坐吃山空的，若是用这些人手在一个国家做事可以造成何等的繁荣，将会带来多少财富。

卢瓦佐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走到旅馆老板身边，低声交谈着。大胖子不停地发笑，咳嗽，吐痰，卢瓦佐的笑话使他巨大的肚子上下抖动着。很快，就向卢瓦佐订购了六大桶波尔多葡萄酒，约定到春天普鲁士人走了就交货。

吃完晚饭，大家因为累得要命，就都去睡觉了。

不过卢瓦佐却没有倒头就睡。他安顿好妻子上床睡觉以后，一会儿把耳朵贴在门上，一会儿把眼睛贴在锁孔上，去发现他所说的“走廊里的奥秘”。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果然听到一阵衣裙的声，他立刻用眼往外看，他看见了羊脂球。她身穿一件绣着白色花边的开司米指山羊绒。便袍，显得她更加的肥胖了。她手里拿着一个蜡烛盘，向走廊尽头那个谁都知道的号码房间（指厕所）走去。不过旁边又有一张门也轻轻地开了，等她过了几分钟往回走的时候，科尔尼德穿着背带裤在后面跟着她来。他们低声地说着话，然后站住了。似乎羊脂球坚决禁止科尔尼德进入她的房间。可惜卢瓦佐听不清他们具体谈什么。不过到最后他们提高了嗓门，听清了几句。科尔尼德激烈地坚持着，说道：“你看看你，何必呢，这种事情对你来说能算什么？”

羊脂球好像生气了，回答说：“不，亲爱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在这个时候做的，要是在这儿做就会是一种耻辱。”

科尔尼德觉得莫名其妙，追问着为什么。

最后羊脂球发火了，嗓门提得更高了：“为什么？您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不知道屋子里有普鲁士人，也许就在隔壁房间里吗？”

科尔尼德不做声了。有敌人在旁边，妓女都不能随便碰，这种爱国的廉耻心唤醒了他心中正在减弱的自尊心，他只和她拥抱了一下，便悄悄地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

卢瓦佐看得浑身燥热，离开锁孔后，在房间里跳了个击脚跳人跳起后双脚互击数次的舞蹈动作。他戴上色彩鲜艳的棉睡帽，掀起盖在骨头发硬的妻子身上的被单，一边用一个亲吻把她弄醒，低声问道：“爱我吗？亲爱的。”

整幢房子都沉寂了下来。可是没多久，就在某个方向不明的地方，可能是地窖，也可能是顶楼，响起了响亮的、单调的、有规律的鼾声，就像汽锅在蒸汽压力下抖动——沉闷而悠长，那是旅店老板弗朗维先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是预定的出发时间。时间一到，大家来到厨房集合，准备出发。可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篷布顶上积了一层雪，既没有马也没有马夫。大家到马厩里，草料房里，车库里去找马夫，却白费力气。于是男人们决定出去找找，就出了门。他们来到广场上，对面有一座教堂，两旁是一些低矮的房屋，里面有些普鲁士士兵。他们看见的一个士兵在削马铃薯皮。另一个士兵稍远一点儿，正在冲洗理发店。还有一个满脸都是胡子的士兵，把一个哭闹的孩子放在膝盖上摇晃着、亲吻着，尽量使孩子安静下来。那些肥胖的农妇，丈夫都在军队里打仗，她们正在用手势向战胜者指明该做的事情。士兵顺从地劈柴，把汤浇在面包片上，磨咖啡，其中有个士兵甚至替他的女房东——一个残废的老婆子在洗衣服。

这场景让伯爵大为惊讶，便询问从本堂神甫住宅里出来的教堂执事。这位极其虔诚的老教徒答道：“唉！这些人并非坏人，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来自更远的地方，不清楚是什么地方。他们不是自愿出来打仗，家里都有老婆孩子。我相信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在为这些男人哭泣，打仗会使他们和我们一样痛苦。我们这里眼下还不算太难过，因为这些人不做坏事，他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看，先生，穷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只有大人物才热衷于打仗。”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这使科尔尼德极为不满，于是很快走开了，宁可独自待在旅馆里。卢瓦佐笑着说道：“他们在做着增加人口的工作。”卡雷·拉马东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在弥补自己的罪过。”可是他们找不到马夫。最后，在镇上的咖啡馆找见了他，他正和军官的传令兵坐在一起。伯爵喊道：“我们不是让你在八点把车套好吗？”

“不错，但是别人又吩咐我了。”

“吩咐你什么？”

“不要套车。”

“谁吩咐的你？”

“普鲁士指挥官。”

“为什么啊？”

“我什么也不清楚。你去问他吧。他不许我套车，我就不套，就这么简单。”

“是他亲口跟你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