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保尔没有被伤寒夺去生命。

这该是他第四次勇敢地战胜了死亡。

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这天，苍白而又消瘦的保尔终于能够站起来了！尽管两条腿颤颤悠悠的很勉强，但毕竟能扶着墙走动了。

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伏在那儿久久地凝望着大街。

残雪在消融，无数小水洼闪动着光亮。早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温暖又一次降临大地，万象正在更新……一只灰胸脯的麻雀，站在窗外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它时不时地用灵活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我们两个总算熬过了冬天吧？”

保尔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窗，小声说着，像是看见了老朋友。

母亲好生奇怪：“保尔，你在和谁说话？”

“跟麻雀……现在它飞走了，这个小机灵鬼！”

他虚弱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阳春时节，保尔便打算回城里了。

现在他已经能行走了，不过，他的体内依然潜藏着别的病症。

这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漫步，脊椎上的剧痛骤然间令他摔倒在地。他自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摸回房间。

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一次详尽的检查，发现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儿。

医生惊奇地问他：“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被公路上的石头崩的。在罗夫纳战斗中，有一颗三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炸开了花，就在我背后的公路上……”

“那你后来怎么可以走路呢？一直不碍事？”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小时，后来又接着骑马，直到昨天才第一次发作。”

医生紧皱着眉，认真地查看着那个深窝儿。

“亲爱的，这可真不是好东西。但愿它将来也不要发作。穿好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用一种同情而又担心的目光，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吉莫住在媳妇斯捷莎的家里。

她媳妇长得很年轻但并不好看。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这天，保尔顺便去看哥哥。

一个脏兮兮的斜眼小男孩正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跑着玩。

他一见保尔，就用他那小眼睛死乞白赖地盯着他，一边使劲地抠着鼻子，一边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你快点走吧，我妈的脾气不好惹。”

这时，有人推开了破旧矮木房的小窗户。

阿尔吉莫叫着：“进来吧，保夫兰萨！”

一个脸像羊皮纸那样黄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正在灶旁忙着。

她冷冷地瞅着保尔，让他走了过去，随后便把铁锅碰得叮当乱响。

两个稍大点的，留着小辫子的女孩，飞快地蹿上热炕，用一种野蛮而好奇的眼光盯着刚进来的保尔。

阿尔吉莫坐在桌子旁边，有点不大自在地看着弟弟。

他这门亲事，母亲和保尔都不大同意。

他本来是个多年的工人，和石匠的女儿——美丽的女裁缝加莉娜好了三年。

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和她中断了关系，改和丑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缺少男劳力的五口之家。

每每从调车场一下班，他便不得不忙活这个家和地里的活，闲不下手来。

阿尔吉莫深知弟弟不满意自己这种生活选择，因而颇为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周围这一切的反应。

哥俩儿坐了一会儿，说些平时见面的寒暄话。

保尔起身要走，阿尔吉莫留住了他。

“再坐会儿吧，我们一起吃饭，斯捷莎的牛奶马上就好了。怎么，你明天就走？保夫卡，你的身子还挺虚的呢！”

这时，斯捷莎走了进来，她跟保尔握了握手。

之后，她和阿尔吉莫去了打谷场。

家里只留下保尔和那个黄脸老太婆了。

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里传了进来……老太婆放下火叉，老大不乐意地唠叨着：“呵，我主耶稣，我整天忙着做这些倒霉的事情，连祷告的工夫都没有了！”

她取下了脖子上的围巾，又斜了客人一眼，然后朝着屋子里的一角走去——那儿放着已经变黑、面色忧郁的圣像。

只见她把三个瘦枯的指头捏了起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呵……”她用干瘪的嘴小声念着。

院子里的小男孩忽然跳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拿两只光脚丫使劲踢着，双手抓住猪鬃，高声对那嚎叫着打转转的畜牲吆喝着：“嘟呜驾！起步走！吁——别犯混！”

猪驮着男孩子在院里跑开了，它想甩掉后背上的骑者，可那斜眼小鬼头却坐得稳稳当当。

“该死的东西，快下来，要不，摔死你，小魔障！”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探头吆喝着。

最后，猪终于摔下了小男孩。

老太婆很满意地回到圣像前，装出满脸虔诚，接着祷告：“愿你的国降临……”

那个满脸泪水的男孩站在门口，用袖子抹着擦伤的鼻子，又哭又喊：“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老太婆扭过头来气哼哼地骂道：“你这斜眼魔障！偏不让我好好祷告完。给你，狗杂种，我这就给你吃个够！”

说着，她就从凳子上抄起了一根皮鞭。

小男孩吓得扭头就跑。

热炕上的那两个小女孩扑哧一声偷着笑了。

老太婆转了回去，开始了她的第三次祈祷。

保尔没等哥哥回来就走了。

关栅栏门的时候，他看见那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里探出头，恶狠狠地监视着他。

“到底是什么妖魔把阿尔吉莫吸引到这儿来了？斯捷莎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阿尔吉莫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就像一只掉进牛粪堆的甲虫。弄不好，他还会把调车场的工作也扔了呢！我还想让他参加政治生活呢！唉……”

保尔漫步在荒凉的小镇上，心中忧郁地想着……不过，当他一想到明天就要去那个大城市，去和那些亲密的朋友们再度生活，便高兴起来了。

那个大城市以其雄伟的力量、沸腾的生活、川流不息的人群、汽车和电车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当然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被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还有滑轮的柔和的沙沙声。

此时此刻，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工厂……可是，当他漫步在这个僻静的小镇时，他却感到无名的惆怅，他甚至有点厌恶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了……因此，他白天在户外散步时，心中总是闷闷不乐。

当保尔从台阶上走过去的时候，两个坐在那儿的长舌妇立时就指指点点议论起来了。

“喂，亲家母，你瞧，这是从哪儿出来了这么个可怕的东西？”

“看那样，是个痨病秧子！”

“可你瞧他那件好皮上衣，哼，肯定是偷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令人生气的事儿。

也难怪，他生活在这里的根早已被拔掉了，现在大城市是他真正的天地。

的的确确，同志之间的友谊和劳动的信念，已经把保尔和大城市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

不知不觉地，保尔便来到了松林前。

在他右边是阴森的旧监狱，监狱周围是一圈尖头木栅栏，监狱的后面，是医院那白色的房舍。

瓦丽娅和她的同志们就在这里被执行了绞刑，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旷的广场。

保尔在原来竖着绞架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后，就下了陡坡，来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群里。

不知是哪个好心人，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围起了那一列坟墓，苍绿而真诚……笔直的松树耸立陡坡上，新绿的嫩草长满了峡谷的斜坡……这里是小镇的近郊地带，清静而又阴冷。

松林轻声细语不愿惊醒这里的旧梦，但又十分委屈。

复苏的大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春天的气息……就在这里，烈士长眠于地下……他们，是为了光明而牺牲的；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人民的幸福……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他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深切的缅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庸庸碌碌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所有精力，都已贡献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人应当抓紧每一分钟，去过最充实的日子，因为意外的疾病或者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能突然地结束他的生命。

怀着这种想法，保尔离开了烈士公墓。

伤心的母亲在家里为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保尔默默地望着母亲。

他看见母亲正偷偷地抹眼泪。

“保尔，亲爱的，你就不能留下来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孤孤单单的日子不好过呀！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跑了。你怎么非得去那大城市呢？这里不也很好吗？是不是你也在那里看中了一个剪头发的秃尾巴鹌鹑？瞧你们，都一样，有什么话也不跟老妈说。阿尔吉莫的亲事没跟我说过一个字儿，你呢，就更不用说了。你们生病啊受伤啊，这才让我看见你们。”

她低声地埋怨着，把儿子那几件简单的衣物放进一个干净布袋里。

保尔搂住母亲的肩头，打趣道：“妈，亲爱的，没有鹌鹑的！你老人家不会不知道吧，鸟儿才找同类呢！那，你把我当什么，难道我是雄鹌鹑不成？”

他把母亲逗笑了。

“妈，我发过誓，不把全球的敌人消灭净，我决不找对象娶媳妇。你说什么，还得好久？不，妈妈，这日子为时不远了……马上就会有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将来你们这些老人，都会被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里气候温暖，紧靠海边，景色特别好，从来没有冬天。我们把你们安置在从前资本家的宫殿里，让你们在那儿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每天美滋滋地晒太阳。那时，我们再去美洲解决那儿的资产阶级和坏蛋……”

“儿子呵，我活不到那时候了……你跟你那水手爷爷没有两样，主意多，脾气坏。他是个恶棍，愿上帝饶恕我！当年，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结束后，他回家来，没了一只手和一条腿，胸口倒是挂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个穿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银币；可有什么用呢？到末了还是穷死了……他的脾气犟着呢！有一次他抡起拐杖就打官老爷的脑袋，结果坐了一年大狱。十字勋章也不管事，照样得坐大狱！我看，你跟你爷爷差不了哪儿去……”

“哦，妈妈，咱们即使要分别了也不至于这么不高兴呀？来，把手风琴拿来，我好久没摸琴了。”

他按动了那一排贝壳做成的琴键，顿时，新鲜明快的音调吸引了母亲。

现在他拉的曲调跟过去一点也不一样了。

既不轻飘曼丽，也不粗犷厚重，更不是当年他那种痴狂奔放了（这曾使他闻名全镇），而是一种充满力度又无比和谐的深沉。

保尔自己去了车站。

他不要母亲送行，他不想惹她伤心落泪，尤其是在分别时。

旅客们拼命往火车上挤着。

保尔占据了上铺的一个空位子。

只见上来的旅客都拖着大包小裹，行色匆匆地塞着这些东西。

个个都是满脸的气愤。

车厢里特别吵闹。

列车开动后，大家才静下来。

于是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像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似的。

保尔没多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首先要去探望的，是市中心克列夏契克大街的一所房子里的人。

慢慢地，他走上了天桥。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一丁点变化。

他一边在桥上走着，一边用手摸着那光滑的栏杆。

就在他往下走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这时，整个天桥上空无一人。

眼前的夜景令他驻足不前了……在深不可测的天宇之下，夜色展现了它美丽的奇观：黑色的地平线上披了墨色的天鹅绒，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放射着磷火一般的光华，汇织成美妙的图画……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万家灯火……有几个人从对面走过来，他们那争论声打破了这美好的沉静。

保尔走下桥来。

他走进克列夏契克大街的特勤部，值班员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了。

原来，两个月以前，朱赫来就调到塔什干了，现在在土耳其斯坦前线。

保尔非常失望地走了出来。

他忽然觉得很累了，便在台阶上坐下来歇息。

一辆电车开了过去，街上是一片轰隆隆的车声。

人行道上的人摩肩接踵，接连不断，像是潮涌。

城市多么热闹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妇女们的笑声、男人们的喊声、青年们的喧闹、老人们的叮咛声汇集在一起，欢快、低沉、高亢而又沙哑……　　脚步在奔忙着！

电车里的灯、汽车的头灯、电影院的电灯，金黄耀眼，光辉灿烂。

大都市的夜啊，充满了生气！

这一派景象，多少减轻了保尔的苦闷与失望。

他该去哪呢？回索洛缅卡——他的不少朋友都在那儿——但路又太远。

离这儿很近的大学环路的那座房子一下子涌到他心上。他现在该去那儿！

本来，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念的就是琳丹了。

去琳丹那儿，可以在奥吉莫房间里借宿。

远远的，他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里的灯光。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

他站在楼梯上呆了几秒钟，从琳丹房间里传出了说话声，好像有人在弹吉他。

“哟呵！现在连吉他也准许弹了，规定有点松了。”

他心想着，便轻轻地敲响了门。

此时，他感到自己十分激动，于是便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年纪很轻，鬓角垂着卷发。

她吃惊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

问话的女子并没有把门带上。

保尔一看屋子里陌生的家具和陈设，就明白了。

但他还是怀着一线希望问：“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她在吗？”

“她不在这里了。正月的时候她就去哈尔科夫了，后来我听说，她又到了莫斯科。”

那女子告诉他。

“那，奥吉莫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也走了？”

“他也走了，目前他是共青团敖德萨省委的书记。”

保尔只得走开了。

那种回城的热切与喜悦顿时一扫而光了。

现在他不得不郑重地考虑在什么地方过夜的问题了。

“就这样挨个儿找下去，走瘸了，也不会找到一个老朋友。”

他不高兴地嘟哝着。

然而，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找找帕科拉索夫。

这码头工人就在码头附近住，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近多了。

疲乏已极的保尔终于到了帕科拉索夫的家门口。

敲打着那曾经被油成红土色的门，他心里暗暗地想：“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乱跑了，可以爬到一条小船上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

她头上披着一条很素的头巾，头巾还在下巴底下系了一下。

这是帕科拉索夫的母亲。

“老大娘，伊格纳特在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

她没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

保尔跟着她走了进来，把布袋放在地板上。

帕科拉索夫紧着咽下一口面包，回头说了一句：“既然有事找我，就坐下吧！我要把这碗菜汤喝下去。从早晨到现在，除了白开水，我什么也没下肚呢！”

他坐在桌边，一面说一面拿起一把大木勺子。

保尔坐在他旁边的一只破椅子上，取下帽子，习惯地拿它擦了擦前额。他心想：“难道我真的变化这么大？连伊格纳特也认不出我了？”

帕科拉索夫喝了两勺菜汤，没听见客人说话，就又扭过头来说：“喂，到底有什么事儿呵？你倒是说呀！”

他手里的一块面包，正想放进嘴里，却突然停在了半空。

他惊讶万分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怎么？……等等。呸！你这骗子！”

看见帕科拉索夫急得脸红脖子粗，保尔忍不住笑了。

“保尔！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死了！……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他的叫嚷声，他的姐姐和母亲全都从隔壁房内跑了过来。

他们三人一块儿终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全家人都睡下很长时间了，帕科拉索夫仍在给保尔说着四个月以来的各种情况：“察尔基和杜巴瓦在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上大学去了，是预备班。我们这儿一共十五个名额，我也报了名，可没考上。”帕科拉索夫气哼哼地说下去，“什么都合格，就是政治考试给弄糟了。我跟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吵了起来。他问我一个小问题。

“他说：‘您对哲学的问题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我当时想起了一个人，他曾在我们这儿当过搬运工，是个中学生，到处流浪过。可能是为了装样子，才来我们码头的。他告诉过我们：从前不知什么时期，在希腊有一些博学的学者，大家都叫他们哲学家。其中一个，好像叫做什么伊杰奥根的，一生都住在桶里，以及类似的许多无聊的事情吧……要是谁能够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那谁就是他们之间最有本事的学者，真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

“想起了这个学生对我说的话，我就狠狠地顶了那个考我的家伙几句。

“‘哲学就是故弄玄虚，空口说白话。我一点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至于党史，倒还差不离儿。’这么一来，他们就追问起来了，我便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把我气坏了。我反问他们：‘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耍吗？’拿起帽子，我就出来了。

“之后呢，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位问我问题的考试委员，我们交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才明白那中学生的话是一派胡言。哲学原来是一门伟大而又重要的学科。不过杜巴瓦和察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念过很多书，可是察尔基比我强不了多少。准是他的勋章帮了忙。唉，只有我白白欢喜了一场。他们叫我在这码头上做管理工作，现在我当上了代理货运主任。从前，我总是和这些‘主任’们闹矛盾的，好嘛，现在我自己倒当上主任了。我总是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双重身份管教那些个懒蛋……说实话，他们什么事儿也骗不了我。好了，以后再谈关于我的事情吧。那么，我还应该告诉你一些什么消息呢？

“你已经知道了奥吉莫的事情，省委里始终没有进行工作调动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杜菲坦。杜科利夫当了索洛缅卡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昂柯尼夫在共青团区委工作。塔莉亚当了政治教育部部长。你在铁路工厂里的那个职位已经被茨维塔耶夫接替了。对他，我不熟，只在省委会里见过面儿，看那样倒不糊涂，就是太傲气了。哎，你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吧？她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也在索洛缅卡，别的嘛，我早已告诉你了。

“保尔，现在很多人都去上学了，老干部也都在党校上课。他们答应明年也让我上学去呢。”

两人一直谈到了后半夜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保尔醒来时，帕科拉索夫已到码头上去了。

他的姐姐名叫杜霞，长得很结实，样子和他很像。

她给他弄好了早饭，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东道西。

他父亲是轮船司机，眼下出航了。

保尔出门的时候，杜霞叮嘱他：“别忘喽，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跟从前一样热闹。

门几乎都关不上，走廊上、屋子里都是人，打字机不停地哒哒着。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会儿，没找见一个熟人，于是便走进了书记办公室。

身穿蓝色的斜领衬衫的团省委书记，正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后边。

他飞快地瞟了一下保尔，继续写他的字。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地端详这个接替奥吉莫的人。

“你有什么事儿？”书记写好文件后问保尔。

保尔说了自己的情况，最后请求：“同志，请在团员名单上加上我的名字，将我派到铁路工厂去。”

书记将身体靠在椅背上。

“恢复你的团籍，这倒没什么。派你去工厂，那可就不好办了。最近刚选出的省团委委员茨维塔耶夫早已在那儿上任了。我们还是把你派到别处去吧。”

保尔皱紧了眉头。

“我去工厂不会妨碍茨维塔耶夫工作的。我只是去车间干活，不是想当书记，况且我身体还不大好；我请求别派我到别处去了吧。”

书记同意了。

他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了几个字。

“把这带给杜菲坦，他会为你办好这件事的。”

人事处理，杜菲坦正可劲儿地骂着助手——统计员。

保尔听出他们两个吵得不可能完结，便拦住了面红耳赤的杜菲坦。

“等一下你们再争论吧。这里有个便条，先给我办个证件吧。”

他接过条子，细细地看了好大一会儿后，又打量保尔。

等他明白过来之后便说：“啊！原来你没死？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早就把你的名字划掉了，你的卡片是我亲自寄交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体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期限了。根据中央指示，没登记的都一律开除。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重新入团。”

他的口气不容更改。

保尔反感地说：“哼，你还是老样子！你很年轻，可是比这里的老耗子还糊涂。怎么一点也不长进呢？”

杜菲坦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好像跳蚤叮了他一大口。

“你少教训我。我对工作负责。文件是让人执行的，不是让人违反的！至于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他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把一卷没有拆开的信拉过来，意思是赶保尔走。

保尔毫不慌张地走向门口，但他想了想，又转身回来，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那张便条。

而杜菲坦没好气地盯着他这动作的全部过程。他心中责怪着这个坏脾气的少年‘老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好吧。”保尔冷冷地讥讽着，“你完全可以给我戴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呢，我倒要向你请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去处罚那些事先没有申请死亡而忽然死了的人呢？知道吗？谁都有这种可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闭了眼儿蹬了腿儿……这个，你肯定没得到上级的文件吧！”

杜菲坦的助手一听这话，再也保持不了中立了，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

杜菲坦手中的铅笔尖断了，令他十分气恼。只见他把铅笔扔到地板上，但是不容他接上保尔的话，一群人吵吵嚷嚷，连说带笑地进来了。

其中一个是昂柯尼夫。

大伙一见保尔，喜出望外，争先恐后地问这问那。

几分钟后，又进来了一群团员。

他们中间便有阿丽佳?尤列涅娃。

她百感交集地好半天都握着保尔的手。

大家伙又逼着保尔讲了一遍自己艰险的经历……这些让保尔几乎忘记了杜菲坦的存在。

最后，保尔终于讲到了他和杜菲坦发生的冲突。

大家立时就气鼓鼓地叫嚷起来了。

阿丽佳狠狠地瞪了杜菲坦一眼后，转身去找书记。

“咱们到涅日达诺夫那里去！他会教训他的！”

昂柯尼夫说着，搂住了保尔的肩膀，跟大伙—块儿追在阿丽佳身后。

“应当把杜菲坦撤喽！送他到码头上，让帕科拉索夫好好管教管教他。这家伙是个死守公式的官僚！”

阿丽佳忿然提议。

书记和蔼地笑着，仔细地听大家的要求，而后用安抚的口气说：“柯察金恢复团籍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他立时就可以领到团证了。我基本同意你们对杜菲坦的批评，不过除了缺点，他还有优点嘛——咱们这儿的统计工作比各地的都出色，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几点钟呢。我认为，要撤他的职很容易，但我们得有合适的人选来顶替呀。要是这人选干不好统计工作，那不就白费劲儿了吗？还是让杜菲坦干下去吧。我跟他好好谈谈。目前先这么着，往后咱们再说。”

“好吧，就这么办吧。”昂柯尼夫和大家都同意了。

“保尔，现在咱们去索洛缅卡。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大会。他们没人知道你的消息呢，我们宣布：‘现在，由柯察金同志讲话！’大伙肯定都会被惊呆的。好小子，亲爱的保尔，幸亏你没有死！要是你真的死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昂柯尼夫开着玩笑，亲切地搂住保尔走到门外。

“你来吗，阿丽佳？”

“来！”

帕科拉索夫的家人在等着保尔一道吃午饭，可他没有回去，夜里也没再露面。

昂柯尼夫带保尔回他家去了。

他的屋子在“苏维埃之家”。

他热情地款待了保尔。

之后，他又拿出一大卷报纸，还有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给保尔。

“你最好把这些看看。自从你病了之后，过去不少日子了。你从这儿可以了解了解我们干了些什么，目前的形势如何。傍晚时我才能回家，那会儿咱们一块去俱乐部，要是你累了的话，就躺下睡一会儿吧。”

他说完后，把口袋装满了文件笔记等——他不喜欢用公文包，总是把它扔到床底下——在房里告别似地转了一圈，他就出门了。

当他晚上回来时，房间里摊满了报纸和书本。

保尔正坐在床上，读着中央最近的简报，这是他从昂柯尼夫的枕头下找出来的。

“你这家伙，把我的房间折腾成这个样子啦！”昂柯尼夫假装生气了。“喂，当心，当心，同志！你为什么偷看秘密文件？唉，房间里哪能留个这样的主儿？”

保尔微笑着，把手里的简报放下说：“碰巧这一份不是秘密的，而你用来做灯罩用的那一张，才真是不应该公开的，都给把边烤焦了，你看看！”

昂柯尼夫把灯上那张纸给取下来，看了看上面的题目，忽然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恍然大悟地喊道：“哎呀，我找了三天都没找到它！现在我想起来了，前天沃林采夫放上来的，后来他自己还找了半天呢，愣是没找到。”

他小心地折好，压在褥子下面。

“往后可得注意了。”他认真地告诫着自己，“现在咱们吃点东西吧，然后去俱乐部。来，保尔，坐到桌子这边来！”

昂柯尼夫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条包在报纸里的长长的干鳟鱼，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两块面包。

他将文件移到桌子的一边，在空出的地方铺了一张报纸后，抓住干鱼头，在桌子上摔个不停。

他活泼地坐在桌子上，一边用劲嚼着，一边嘻嘻哈哈地把近期的新闻告诉保尔。

昂柯尼夫把保尔领到了俱乐部的后台。

塔莉亚和安娜挤在一大群铁路工厂的团员中间，坐在了讲台右面靠钢琴的一个角落里。

在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摇晃着身子的是铁路工厂团支书沃林采夫。

只见他那红脸蛋长得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全是麦秸色的，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经破旧的黑色皮夹克。

在他身边，那随随便便用胳膊肘靠在钢琴上的是茨维塔耶夫。

这是个面相英俊的青年。嘴唇棱角分明，头发是褐色的，衬衫的领子没有系上。

昂柯尼夫走进来时，听见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新同志加入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一个。”

“共青团可不是大杂院！”

茨维塔耶夫固执而又轻蔑地回击着。

这时，塔莉亚见到了昂柯尼夫，便高声对大伙喊：“你们快瞧！快瞧！尼古拉今天有多神气，活像个擦干净了的铜茶壶！”

他们将他拖进中间的空场，七嘴八舌地问开了：“你去哪儿了？”

“快开会吧！”

昂柯尼夫伸出一只手，上下挥着，让大家安静。

“弟兄们，别吵吵啦。”他发出准确的信儿，“杜科利夫马上就到，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

安娜提醒大家。

这时，区委书记杜科利夫正向大家走来。

昂柯尼夫跑上前去迎接他。

“大叔，跟我来一下后台，我让你见见你认识的一个人。你准会吃惊的！”

“什么事？吃什么惊呀？”

杜科利夫嘟哝着，又用劲吸了一大口烟。

昂柯尼夫拉着他的手，把他牵到后台去了。

昂柯尼夫使劲摇着铃铛。

就连那些最爱叨叨的人也赶忙闭上了嘴。

在杜科利夫身后，在一个绿色松枝框子里，镶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头像，他须发纷披，如同雄狮……当昂柯尼夫宣布开会时，杜科利夫的双眼关注着站在后台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昂柯尼夫朝会场高声说着，“在我们正式开会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说两句。杜科利夫和我都同意了。”

会场里发出了一阵赞许的喊声。

昂柯尼夫提高了嗓门大喊了一句：“现在就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认识保尔。

当这个高个子、白脸庞的青年出现在讲台上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兴奋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他尽量抑制住激动，把语气放平和了一些。“朋友们，现在我又回来和大家一道战斗了！能回到这儿，我备感幸福。我看见了许多老朋友。我在昂柯尼夫那儿看了过去的会议记录，我知道索洛缅卡的团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鲜血液，铁路工厂和机车库的工人们也不再浪费时间去造打火机了，而是从废车堆里拖出了一些坏机车，进行彻底修理。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正在日益复兴，并走向繁荣富强！活在这个世界是大有可为的！难道我忍心在这样的时候死去吗？”

说到这儿，他的双眼闪烁出动人的光芒，他的面颊绽开了快乐的笑容。

在全场的欢呼声里，保尔走下了讲台，他径直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过去。

他欢快而迅速地和几个朋友握了握手。

大家挤了挤，让保尔坐下了。

塔莉亚的手同保尔的手紧紧地握了好长时间。

安娜的眼睛瞪得特别大，她的睫毛不停地颤抖着，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惊喜。

日子过得飞快。

每一个日子都不是普通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崭新的。

保尔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每天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总是因为没有完成预计的工作而苦恼。

保尔跟昂柯尼夫住在一块儿。目前这个阶段，他在工厂里当上了电工的助手。

这之前，昂柯尼夫同保尔争论了好半天，他不同意保尔不干领导工作。

“我们现下极缺人手，而你偏要躲到车间里去。你别拿你的病当借口，我自己得了伤寒之后，还拄着棍子到区委上班呢，足有一个月呢！保尔，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才不是为了这个理由呢！你跟我说老实话，到底因为什么？”

昂柯尼夫非常执拗地刨根问底。

“到底为什么？尼古拉，我想读点书。”

昂柯尼夫欣喜地抢过话茬儿：“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想读书！难道我们不想读书吗？老兄，这完全是自私自利！你真忍心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却躲在一边读书？这不行，亲爱的，明天就请你到组织部去！”

可是，争论了许久之后，昂柯尼夫还是让步了。

他说：“好吧，我就让你休整两个月，你得感谢我。不过呢，你跟茨维塔耶夫合作准合不来，他傲气得要命！”

的确，保尔的回厂使得茨维塔耶夫提心吊胆的。

他认为保尔回来肯定和他争权夺势。他自私的本性让他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事实告诉他，他的担心和反击的准备是没必要的。

保尔不但拒绝了支部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诚心诚意地帮着茨维塔耶夫解决了几个很大的困难。

这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了车间。

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全体人员都在打扫卫生。他们清洗着窗户和机器，刷下了沉年积垢，清除了废物和垃圾等。

保尔正拿着大拖布用力地擦着布满油污的水泥地面。

“怎么搞起大扫除来了？”

茨维塔耶夫莫名其妙地问保尔。

“我们才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呢。这儿足有二十年没打扫过了，我们计划在一星期内让它焕然一新。”保尔直爽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了一下肩出去了。

工人们不仅打扫了车间厂房，而且又动手清理院子。

这个大院子，堆了许多垃圾。

几百个轮轴、成堆的锈铁、铁轨、连接板和轴箱等堆了一个小山——这成千上万吨的铁在日晒雨淋中已锈得不成样子了。

但，进攻大垃圾的工作却被行政领导阻止了。

理由是——“还有比收拾院子更重要的工作，不必着急做这些。”

于是工人们就在车间门口用砖头铺成了一块小小的平台，又用粗铁丝制成了一个刮皮靴底用的垫板放在了上面……至于屋子里的清扫，在晚上下班后仍继续进行着。

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一周之后走进车间时，到处都干干净净了。

阳光射进了明亮的大玻璃窗，照在机身上，那明亮的柴油机铜铸件闪出耀眼的光芒。机器的大部件已经被涂上了绿油漆，有的人甚至还在轮辐上画上了黄箭头。

斯特里日站在那里欣慰地点了点头。

“嗯……好……”

他的夸赞中夹着惊异。

在车间最远的一角，一群刷油漆的工人即将完成全部任务。

斯特里日走上前来。

他拦住了手里提着一罐调好的油漆的柯察金。

他问道：“等等，老朋友，你们这样干，我非常赞同，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你知道，我曾经说过，没有我的特许，绝对不能动用油漆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恰好短缺。油漆火车头，比你们现在做的要重要的多。”

“我们这些油漆都是从丢掉的空油漆罐里刮出来的。”保尔坦然而答。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在垃圾堆里找空罐子，一共刮出二十五磅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请您放心，总工程师同志。”

斯特里日有点尴尬地嗯了一声。

“那你们就继续干吧。嗯……这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该说什么呢……怎样解释这种自觉精神呢？你们这些活儿全是在下班后干的？”

保尔从总工的口气里听出了一种疑惑，便确切地答道：“当然是啊！您怎么看呢？”

“我也这样想，不过……”

“斯特里日同志，这个‘不过’就表明您还是没料到……等过些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事儿让您惊奇呢……”

保尔为了免得把油漆蹭到他身上，便小心地绕过他，朝门口走去。

每晚保尔都去公共图书馆，直到很晚才离开。

现在，他和图书馆的三位女馆员已经很熟了，而且利用他的伶牙俐齿已经得到了随意翻阅各种书籍的许可了。

他为了寻找那些既有趣又有用的书，总是不惜气力爬上扶梯，在巨大的书橱前一本本地挑个没完没了。

图书馆的书大多是旧的。只在一个不大的书橱里面放着很少的一部分新书。

其中的一些是偶然收集而来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除此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铁蹄》等。

在旧书堆里，保尔发现了一本名叫《斯巴达克思》的小说。

他用了两个晚上将它读完，然后把它送到书橱里，和高尔基的作品放在一起。

他总是这样，把那些最有趣的同一类书摆在一起。

对此，女馆员们从不制止他——对于这些，她们是不大关心的。

一桩看上去并不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它改变了共青团组织的那种单调的平静。

事情是这样的：

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的青年，平时有点愣头愣脑的，在铁板上打洞时，弄坏了一只贵重的从美国进口的钻头。

而原因是太粗心大意——不，甚至可以说是他故意弄坏的。

那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眼儿。

菲金有点不大情愿，但在工长的严令下，他就干了起来。

在车间里，大家都讨厌霍多罗夫的那种假正经的认真劲儿。

他过去曾是孟什维克，现在不参加厂里任何活动。他对共青团员们总是不拿正眼看。但他对专业技术很在行，而且尽职尽责。

当他看见菲金钻眼儿没上油后，急忙跑过去关了钻机。

“怎么，你瞎呀，还是昨天刚来？”

他斥骂菲金，因为他知道，这样干钻，钻头准毁。

但菲金却不听他那一套，叫骂着重新开动了钻机。

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了。

菲金赶紧找注油器，他想着在领导来之前一切都弄好，以免挨批受罚。

可等他找回注油器来时，那干钻着的钻头已经断了。

车间主任提出报告，要开除菲金。

团小组却站出来公然袒护他——霍多罗夫压制青年。

但行政方面坚决要开除菲金。

于是，这事儿就转到团委会来讨论。

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五个支委中的三个认为应给菲金减轻处分，并调他去别的部门。

茨维塔耶夫就在这三人之中。

而另外两人认为菲金没犯错误。

会议是在茨维塔耶夫的房间里召开的。

房间里有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几只由木工车间工人自制的长凳和方凳，墙上挂有领袖像，桌子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大团旗。

茨维塔耶夫是“脱产干部”。

就行业来讲，他是一个锻工。他本来在机械厂，是刚调过来的。

他一来就抓住所有的权利，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他想包办一切，又包办不了，于是就对助手们火冒三丈，骂他们不干活。

就连这个房间的布置，也是由他监督进行的。

现在，他正主持会议，得意扬扬地半躺在那只从俱乐部搬来的软靠背椅上。

这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时，有人敲门。

茨维塔耶夫腻烦地皱起了眉头。

门又响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