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起诉书念完，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分明表示：这下子我们就会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身子侧向左边，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子两侧的接缝，整个身子向前冲，两边腮帮无声地抖动个不停。

“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他说完把身子侧向右边。

“绝对没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本份是伺候客人……”

“这话你留到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问道。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连忙奔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悲天悯人地低声制止他。

庭长现出对他的审问已经完毕的神气，把拿文件那只手的臂肘挪了个地方，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说话。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并为掩盖你们的罪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神气活现地断然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你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么软中带硬地说。“那么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踏进去过。我要是在场，准会她撵走。”

“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从来没犯过。”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你被控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他象背书一般熟练地说，同时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那个法官对他，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说了一遍，“你们分了赃，然后你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你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因而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说，“我原先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的罪行，你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关系，我也就相信了。我没有到他会死，我也没有存心要害他。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我没有这个念头，”她说。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你承认给他喝过毒酒，是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我没有这个念头。”

“很好，”庭长说，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那么你事情的经过一说，”他说，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

“把全部经过从头到尾说一说。你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眼睛一直盯着庭长，一言不发。

“你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说。“我乘马车到了旅馆，他们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字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色，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住了口，仿佛思路突然断了，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呢？后来在那里待了一阵，就回家了。”

这当儿，副检察官怪模怪样地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眼睛不望玛丝洛娃，说。

他提了问题，就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说了一遍。玛丝洛娃恐惧地直盯着副检察官。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常常找我去接客，谈不到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瞧瞧副检察官，又望望庭长，然后又瞧瞧副检察官。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玛丝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带着阴险多疑的微，说。

“我不。教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瞧了瞧，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刹那，回答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其实玛丝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立刻转过身去，又带着恐惧的神情凝视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挪开，动手做笔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钢笔随意描着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母。他常常到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当他们提了一个巧妙的问题以后，就在足以给对方致命打击的地方做个记号。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说话，因为他这时正在问戴眼镜的法官，他同意不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开列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丝洛娃。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继续说，比较大胆地瞧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唤醒了。她说：‘走吧，你那个做买卖的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就在旁边，”她一说到他字，显然又现出恐惧的神色，“他一直在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的钱花光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帐。他就派我到旅馆去。他告诉我钱在哪里，取多少。我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