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几乎晕倒在地，因为我确确实实地感觉我脱离险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到现在为止事情的进展都很顺利，而且现在还有一条大船可以供我驱使，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它应该都会载我去。过了好久，我还是处于因为过于激动而说不出话的状态，要不是船长用手臂牢牢地撑住我的身体，我早就倒在地上了。

他看见我如此激动，马上从随身的袋子里取出一个玻璃瓶子来，原来瓶里装的是船长特地为我带来的提神酒，我稍微喝了几口。喝过酒之后，我就轻松地坐在地上。虽然这几口酒已经让我恢复了一些知觉，可是又过了好久我才慢慢能说出话来。

这时候，船长也和我一样欣喜若狂，只是没有我这么激动罢了。于是，为了稳住我的情绪，他对我说了许多亲切温暖的话，终于让我逐渐平静下来。清醒之后，我的内心仍然惊喜交加，甚至不能自已，最后，我忍不住大哭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才稍微冷静下来，开口说话。

这时，我拥抱了船长，把他当做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两个人都喜不自胜。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是上帝特意派来帮助我脱离险境的，而且整件事的经过看起来简直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这些事情可以证明，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在支配着这个世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上帝还能看清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一切，只要他乐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救助那些不幸的人。

我心里并没有忘记感谢上帝。我又怎能不感谢上帝呢？他不仅在这种荒野的地方，在这种孤苦伶仃的处境中，用一种神奇的方式使我自给自足，就是我的每次脱险，也都应该归功于他的恩典。

当我们谈了一会儿后，船长便告诉我他给我带来了一些面食，这是船上所能够拿出的，也是那帮坏蛋控制大船以后没有掠取的东西。这时，船长向舢板大喊了一声，吩咐他的手下把带给总督的东西送上岸。实际上，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让我以为他们似乎不准备带我一块儿走，而是要让我留在这个岛上继续居住下去一样。

首先，他送了我整整一箱品质很好的露酒，六瓶马德拉白葡萄酒，这些瓶子都很大，每瓶的容量是半加仑；两磅上等的烟草，十二块牛肉，这些牛肉都是用于船上食用的，还有六大块猪肉，满满一袋豌豆，以及一百磅饼干。

除了上面那些东西之外，船长又送了一箱糖，一大桶面粉，一袋新鲜柠檬，两大瓶酸橙汁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给我。以上都是吃的，船长也送了不少用的东西，有六件洗得很干净的新衬衫，六条质量上乘的领巾，两副手套，一双舒服的皮鞋，一顶皮帽子，还有一双长筒袜和一套他自己不太常穿的上好衣服。这些东西的用处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大。长话短说，由于船长的热情，我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

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出，对于一直生活在荒岛上的我来说，这些礼物中究竟包含着多少爱心，又是多么受我的欢迎。可是，当我穿上这些衣服没多久，我又开始觉得这些衣服让我难受、别扭，很不自然，那时我认为天底下没有比这些衣服更糟的东西了。

经过这些仪式，把他这些好东西都搬进我的住处后，我们便开始讨论，该如何处置我们所抓的这些俘虏。我们得慎重考虑一下，是否能冒险把他们随船带走，特别是那两个恶棍，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简直不可救药，顽固不化到了极点。船长说，他知道他们是两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对他们决不留情，假如带他们走，就得把他们当做罪犯，用铁链子锁住，等我们途中行到一个英国殖民地，就将他们移交当局法办。看得出来，船长对于带走这两个人，心存忧虑，十分担心。

见此情形，我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我可以负责让这两个人自己提出请求留在岛上。“你要是能这么做，那我可就太高兴了！”船长说，“我完全同意！”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现在就派人把他们带来，跟他们谈一谈。”我派星期五和那两个原来留在岛上监外看管的人质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两个人质在他们的同伴履行了收复大船的诺言后，就被彻底解除了监管。星期五带着他俩按照我的吩咐把关在地洞中的五个人质捆绑着带到了我的茅屋，暂时关在那里等候我的到来。

休息了一会儿，我就穿着我今天新换的衣服去那边了。现在，我又恢复了总督的身份。我和船长一起到了关押人质的地方，和我们的人碰了个面，然后我就让手下把那些人质带到我的面前来。我对他们说，关于他们如何对付船长，如何干下这些罪恶的行为，我已经从其他知情人那里获得了详细的报告，对于他们不但把别人的船夺走，而且还准备去干其他的强盗勾当，上帝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惩罚，那就是让他们自投罗网，让他们跌进了自己为别人掘的陷阱当中，自食苦果。

在谈话中我让他们了解到，在我的计划以及指挥下，大船已被船长夺回来了，现在正停泊在入海口那里；过一会儿他们也许就能看到作恶多端的新船长已经被吊在桅杆的顶端示众，这是他为他的恶贯满盈付出的代价。

至于这些恶徒，我倒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事实上，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以海盗论处。当然，他们绝不会怀疑，我完全有权把他们处死。

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站出来代表大家说话了。他说，他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话可说。只是他们被俘虏时，船长曾经答应过留他们一命的。他们现在也只能低头恳求我的宽恕。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已经决定带着手下的人离开这座小岛，和船长一起回英国去，所以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宽恕他们。至于船长，他只能把他们当做囚犯关起来带回英国，并以谋反和劫船的罪名送交当局审判。其结果他们应该都知道，那必定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除非他们愿意留在岛上，听从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本人是不会为难他们的，反正我要离开这个岛了。只要他们愿意留在这个岛上自谋生计，我可以饶了他们。

他们对这个办法颇为感激，表示他们宁愿冒险留在岛上，也不愿被带回英国送上绞刑架。于是，我便同意这么做了。

尽管如此，船长似乎还不太满意，仿佛是不敢把他们留在这里似的。我对船长的这种态度颇为生气，就告诉他，这些人是我的俘虏，并不是他的，既然已经看到我对他们许下特权我就该尽量去履行。如果他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不赞同，我将全放了他们。如果他不愿意这样，他可以把他们再抓回来，只要他能够抓到他们。

看到我如此袒护他们，这些人质都显出了万分感激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我就把他们全放了，让他们先回树林里待在他们原先待着的地方。我还许诺，会留下一些武器弹药给他们，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我还可以给他们一些在这个荒岛上生存的指导，这可以让他们在这里能生活得更好些。

将这事办妥之后，我开始为上船作准备了。我告诉船长，我还想在岛上待一夜，收拾一下行李，船长则回船上过夜，我让他第二天再派出舢板到岸边来接我。同时我又让他吩咐下去，把那个已经被打死的新船长的尸体吊在桅杆顶端，让那些被放走的人质看看他的下场。

船长走了之后，我派人把那几个留岛的俘虏带到了我的住所里，就他们当前的处境，给他们作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我说，他们选择留在岛上，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如果让船长把他们带走，他们肯定逃脱不了被绞死的下场。我让他们看了吊在大船桅杆顶上的新船长的尸体，告诉他们，他们本来也只能是这种下场而别无其他的指望。

等他们都表示愿意待在这里之后，我便告诉他们，我愿意把我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经历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怎样把日子过好。因此，我把这个地方以及我来这里之后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并把我的防御工事指点给他们。还告诉他们，我是怎样做面包的，怎样种庄稼的，怎样晒葡萄干的。一句话，这些改善他们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我都教给了他们。我把那十七个西班牙人将要到这里来的事也告诉了他们。同时，我还给那些西班牙人留了一封信，叫他们保证不歧视这五个人。

我给这几个人留下了五支步枪，三支猎枪，还有三把腰刀，并把剩下的一桶半火药也给了他们。这些火药我用得十分节省，只是在上岛的头两年里用了一些，以后几乎没怎么用过，更不敢浪费一丁点儿。为了让他们也节省火药，我给他们讲述了驯养山羊的方法，教他们如何挤奶和脱脂，如何制造奶油和奶酪。

总之，我将我来到这个岛上这二十多年来的所有事情都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们，然后又对他们说我会劝船长再留下两桶火药以及一些我曾经怎样努力都无法得到的菜种给他们。此外，我又把船长送给我的一袋子大豆给他们，并嘱咐他们这些种子一定要拿来播种，将它们种植起来。

将这些事情交代完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这些俘虏上船去了。一开始，我们准备立刻扬帆开船，可是一直到了晚上都没有起锚。到了第三天一大早，那五个俘虏里面的两个人忽然游着水过来了，一直到船边才停住。上了船之后，他俩很悲伤地诉说他们是如何被另外三个人欺负，希望我们能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收留他们，否则，他们一定会被那三个人杀死，他们很诚恳地请求，希望船长能够收留他们，哪怕是立刻吊死他们，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船长听了他们的请求，就假装自己无权决定，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才行。后来，经过种种考验，他们也发誓一定会痛改前非，这才将他们收容上船。上船后，每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处。从那之后，他们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开始涨潮了。我就命令其他人把我许诺给那三个人的东西，用小船运到岸上去。然后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三人的箱子以及衣物都送了过去。他们收到这些东西后，都对我千恩万谢，感激不尽。我又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将来我还有机会来到这个小岛附近，我一定会派船来接他们的，因为我不会忘记他们。

当我离开这个小岛时，我把我以前做的那顶羊皮帽子、伞，以及我的鹦鹉都带到了船上，留作纪念。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带上我以前提到过的那些钱，这些钱因为多年都放在身边不用，早就生了锈，不经过摩擦或是使用，都很难辨认出这是银币了。在那只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钱币，情形也大致如此。

我就这样终于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多年的荒岛。根据船上航海日志的记录来看，这天的日期是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说，我已经在这荒岛上度过了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十九天。很巧的是，我离开这座岛的日期，和我以前从萨利的摩尔人那里逃跑的日期竟然是一样的。

我在船上经过了漫长的航行，终于在一六八七年的六月十一日到达了英国，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故乡，算下来，我已经离开英国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就仿佛我是个外乡人一样。我的恩人与忠诚的管家，即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夫人，还活在世上。可是，她的命运极其不幸，竟第二次做了寡妇，生计特别艰难。至于她欠我的钱，我叫她不要感到不安，并向她保证，我一定不会找她的麻烦。恰恰相反，尽管我现在的资财微乎其微，但为了报答她当初对我的关怀与忠心，我还是尽我所能接济了她。当然，这一点救助根本不能帮她摆脱困境。不过，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初对我的好心。后来，当我真的有足够的资本接济她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忘记她。关于这一点，下次再谈。

接着，我去了故乡约克城。我的父母亲已经过世，其他家人也大都故去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总之，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实在难以让我在这里安身立命。

就在这时，我碰到了一件知恩图报的善举，真让我感到意外地惊喜。那位带我回英国的船长先生，因为我使他幸运地得救了，也使他的船和货物幸免于难，就把我怎样救下大船和船上人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他的船主们作了汇报。于是，船主们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有关的商人会面，不仅对我的行为大加赞扬，还送了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环境，考虑到就这些钱实在很难让我安安稳稳地生活，所以我决定去里斯本一趟，看看是否能打听到当年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我那合伙人的情况。我想我那个合伙人大概已经认为我死去很多年了吧。

怀着一丝希望，我坐上了开往里斯本的客船，大概在四月间到达里斯本。当我这样辗转各地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他一直是我最忠诚的仆人。

到达里斯本之后，我经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我那位老朋友，也就是在非洲海面上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这让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早就不做出海这个行当了。现在他的儿子代替他当了船长，而他的儿子也已近中年了，还是在巴西做着生意。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同样认不出他了。但没过多久我就记起了他的相貌。当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之后，他终于想起了我是谁。

老朋友重逢，交谈的时候言辞也极为热切，这点是不用怀疑的。接着我就询问他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去巴西了。不过他可以向我担保，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曾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了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以归还，只是年年上缴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管家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应得的那一部分上缴。

我问我的老朋友是否知道，我那个种植园到底发展成了什么样子；顺便又问他，根据他的经验来看，我用不用亲自过去处理一下；等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我提出想要恢复我的合法权益，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这个做法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障碍。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确切的数字，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合伙人仅仅只凭着他那一半的产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富。而且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年在我失踪不久后他曾听别人说，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划归给国库了，似乎每年都被拨给了一个修道院或者是某一个宗教团体，数额应该是每年二百葡币，甚至更多。至于我想顺利地收回属于自己的产权，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当年与我合伙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他可以向政府证明我的身份，更何况我的名字已经注册在国家的登记册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特别正直的人，并且都特别富有，所以，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这份每年的收入，并且还会给我可观的一笔现款，作为我的资产在他们父辈管理期间的利润，或作为我的收入权充公之前的收入。因为，根据他的记忆，我的收入归公是最近十二年的事。

听了这番陈述，我有点担心与不安。我问老船长，开始我既然立了遗嘱，立他为我财产的终身继承人（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的两个受托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老船长说，他是我的财产继承人，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一直得不到任何能证明我已经死亡的证据。在没有获悉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是不能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的。此外，由于相隔太远，对这种鞭长莫及的事，他不也愿意过多地干预。不过他确实已经将我的遗嘱注册登记过，也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交有关我生死的证明，那他早就会行使他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让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老人家接着对我说，“你听了这事也许会不大高兴。这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认为你已经葬身海底了，别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合伙人以及代理人就把你失踪后头六七年的所有利息都交给我了，我也全部收下了，不过那个时候正好是种植园需要扩充设备的时候，当时要建立糖厂，还要买一定数量的奴隶，所以那些利息已经没剩多少了。不过，我一定会把我所收利息的数目，以及我处理它们的途径，开出一份详细而可靠的清单给你过目。”

我向这位老人家就这些问题商谈了好几天，后来，他给我开出了一本关于我的种植园在最初六年的收入明细，这个账本上面有我的合伙人以及两位代理人的签字。他给我的东西都是现货，比如一卷卷的烟叶、一箱箱的糖，其中还有糖厂生产的其他副产品，比如甘蔗酒以及糖浆等。从他给我的账本上来看，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由于刚开始那几年的开支比较大，所以实际的纯收入并不多。尽管收入少是事实，老人家还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其实他还欠我四百七十块葡币，除此之外还有六十箱糖以及十五捆烟叶。那些货物是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途中由于失事而全部损失的。这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

这位善良而老实的人开始向我解释欠钱的原因，他诉说着自从我失踪后他的种种不幸遭遇，他说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擅自拿了我的钱去弥补那些损失，用我的钱买了一艘新船。“不过，你放心，我亲爱的老友，”他说，“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这里有。等我儿子回来之后，就可以把欠你的钱和东西都还给你。”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一百六十块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开列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对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已，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而且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他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来，这样是否会把他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一些，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说的话完全出自真心实意，我听着他的话语，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差一点流下眼泪来。最后，我勉强收下了老人给我的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同时还向老人要了笔和墨水，写了一张已经收到一百块葡萄牙金币的收据给他。写完收据之后我就把剩下的那些金币又退还了老人，并对他说，如果我能要回自己的种植园，我连这一百个葡萄牙金币也全都退还给他——后来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至于他刚才写的那张关于出让老人在他儿子船上的那部分投资的字据，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肯收的。事实上我相信，只要将来我需要这笔钱，他一定会把钱给我，因为他的诚实是最好的保证。但是，如果我今后并不需要这笔钱，倒是能收回那些他认为完全属于我的产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再向他要一个铜板了。

谈完之后，老人又问我，要不要他帮我想想办法，去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我告诉他，我计划自己亲自去处理。他说，如果我愿意这样做，那就亲自去。不过，如果我不愿意，也有许多办法来收回我的产权，而且可以很快使属于我的利润归我使用。因为里斯本正有一批商船准备开往巴西，所以，他叫我到官方登记处去把我的名字登记入册，并加上他的证明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证明我跟当初征用土地开辟种植园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我把老人的宣誓书连同我附上的一份委托书按常规进行了公证。老人让我把这两份文件和他替我写的一封信一并寄给了他在巴西的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然后建议我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样方便等候回音。

结果，我的财产委托手续办得极为顺利，真可谓最公道体面不过了。信寄出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那两位代理人（当年正是受托于他们两人我才离开种植园出海航行的）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大包邮件，里面全是有关我财产委托方面的文件和信函。

第一，是关于我的土地或者说是我的种植园的收支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我这位老朋友结算的那一年开始计算，总共是六年，他们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块葡币。

第二，是我被认定失踪后由他们来保管我的产业时留下的账目。这笔账目是这样的，从政府接管之前开始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为我失踪（法律上把这种事情称为“民事死亡”）了，所以我的产业被他们当做一个失踪者的产业来保管；这四年间的账目就由此而来，由于种植园的收益逐年提高，所以这笔账目的尾数一共有三千二百四十一块葡萄牙金币。

第三，是圣奥古斯汀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经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十分诚实，告诉我说，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还存着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他现在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划归国库的那部分，则不能再偿还了。

另外，还有一封我的合伙人写给我的信。他祝贺我还活在人世，言辞十分诚挚亲切。他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并详细地告诉我种植园现在一共占地多少英亩，如何种植，有多少奴隶在种植园里工作，等等。他还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他还说，他念了无数遍以“万福玛利亚”开头的祷词，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玛利亚，并热情地邀请我过去收回我自己的产业；同时请示我，如果我自己不过去应该把我的种植园交给谁；最后，又表达出他及他的家人对我的深厚友情，并把七张精美的豹皮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些豹皮可能是从他派往非洲去的其他船只那儿得来的，而他们的航行，显然比我要好得多，他还送给了我五箱上等的蜜饯，及一百块比葡萄牙金币略小没有铸造过的金块。

在同一批船队上，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代还给我运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捆烟叶及账上剩余的全部金币。

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倒真的和圣经上的约伯一样，晚景好于当初啊。我读着他们写给我的这些信，知道自己的身边将会有许多的财富，因为从巴西开来的船，都有成群结队远航的习惯，凡是有给我带信的那些船上，通常都带有给我的货物，有时信还没有交到我手里，那些给我的货就已经安全到达里斯本的河道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内心的激动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总之，看到自己将要拥有的财富，我激动过了头，致使脸色惨白，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如果不是老船长赶紧给我拿来一杯露酒，我相信，这些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让我变得身心失常，搞不好还会一命呜呼。

即使喝了露酒，我在几小时之内还是感觉特别难受。后来，老船长把医生请来了，终于诊出了我的病因。医生要我马上放血治疗。放完血之后，我感到舒服多了，身体也就好了。不过，我敢肯定，要不是以这种方式缓解我的情绪，平定我的精神，我真的已经死了。

转眼之间，我竟得到了五千英镑的现款，还有一处在巴西的田产，这处田产每年的收入也在一千英镑以上，和英国境内的田产一样可靠。总而言之，我莫明其妙地荣华富贵起来了，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的激动情绪平息下来，去享受这一切。

财产到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我的恩人，那位好心的老船长。当年正是老船长无限仁慈地把我从茫茫大海中救助出来，而且，以善良待我为始，以真诚对我为终。我把收到的东西全都拿给他看了，并对他说，我今天获得的这一切，除了主宰世事的天意外，都应归功于他的帮助，所以，现在该是我回报他的时候了，我一定要百倍地报答他才行。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块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让他起草了一份解除债务证明书，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免除了老船长自认欠我的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我又让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种植园年收入的收管人，并让我的合伙人按期向他报告收支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固定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最后一项条款是，老船长在世之时，每年从我的收入中拨给他一百块葡萄牙金币；过世之后，每年拨给他儿子五十块葡萄牙金币。就这样，我如愿以偿，报答了我的老船长。

现在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做的，就是考虑我今后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考虑要怎样处置这些上天赐给我的产业以及财富。说实话，现在经常与人打交道的日子与我过去在岛上的孤寂生活相比，我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因为在岛上，除了那些我所拥有的东西，我就什么都不需要了，简单来说就是，除了我用得上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没什么必要，也不需要去管；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感觉自己的肩上负着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妥为安排才行。现在，我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藏钱的山洞了，也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地方——放钱在那里，完全不用锁起来，就是钱币上生霉生锈，也不可能有人去动它。相反地，回到人类世界的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交给谁来保管才好，也只有我的老朋友老船长是个诚实而又正直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我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那边的财产似乎也需要我亲自去处理。可是现在，我无法处理好我这边的财产，不能把它交付给妥善的人，我又怎样能去那里呢？首先，我想到我的老朋友，那位寡妇，她很诚实，又很正直，她年纪已大，还很穷困，而且据我所知还欠着债。因此，我别无他法，只有自己带上财产，回英国一趟。

然而，好几个月之后，这件事情才决定下来。我现在已经充分报答了我以前的恩人，也就是老船长，他对此也感到心满意足。这之后，我想到了那位一直对我有恩的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且，她本人就犹如我的忠实管家，始终尽着长辈之责开导我、教育我。因此，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拜托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去伦敦，给他在那里的关系人，除了请他帮我把汇票兑换成现款之外还请他帮我找到这位寡妇，让他替我把一百英镑的现款交给她。除此之外，我还让这个人当面和她谈了一下，因为现在的她非常贫困，境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这个人能好好地安慰一下她，并告诉她，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会接济她。另外，我还给我住在乡下的两个妹妹每人寄去一百英镑。她们的日子虽然不贫困，但境况也不好，一个妹妹已经结了婚，但后来也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对她的态度不是很好。

然而，细数一下我的亲友们，我想不出有谁是我值得嘱托、让我放心的人，可以在我去巴西处理财产的时候，看管我那些大宗的资财，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现在的情况让我感觉非常棘手。

我一度下决心到巴西去，决定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以前曾加入过巴西国籍。但是，我头脑中对宗教还有点顾虑，这一点使我没有动身，我将在下边详谈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没有立刻动身去巴西，却不是由于宗教的缘故，因为我以前已经毫无顾忌地加入了那里的宗教，一直是其中的一员，现在当然更不顾忌什么了。只是近来我比以前多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当我想到不论生死都是他们中的一员时，我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做了一名天主教徒，觉得不应该以这种教徒的身份死去。

我在前面就已经说过，我之所以没有去巴西，主要原因并不是上面说过的宗教原因，而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在我离开时帮我看管财产的人。所以，到了最后我决定还是把所有的钱都带回英国，等我回去了之后，自然就会认识一些朋友，或者亲戚里也许会有值得托付的人。于是我开始着手准备，决定带上所有的财产回英国去。

为了在回国之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我一直在忙碌。而且，在去巴西的船队出发之前，我决定对那些从巴西寄来的可靠且公正的报告，作出适宜的回答。首先，我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衷心感谢他们的公正处理。同时，我把那没有安排出去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给他们。根据我的意愿，其中五百块捐给了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则用于接济穷人（由院长本人具体施舍），并请求这位善良的神甫为我祈祷。

其次，我给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代写了封感激信，感谢他们把事情办得这样公正，对我这么诚实。至于送礼物给他们，我想，他们根本不需要。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伙人写了一封信，主要是为了感谢他在经营发展我的种植园方面所付出的诸多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种植园生产和积累资产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正直公平的态度。信的内容中，我还对今后要如何管理我的种植园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希望我的合伙人能按照我之前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我应得的那份收益寄给他。如果以后有发生什么变更，我会通过写信的方式详细告知的。除此之外，我还在信中告诉我的合伙人，这次我不仅要亲自去巴西看望他，甚至还打算就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后半生了。我曾经听老船长的儿子说他已经结了婚有孩子了，所以这次又随信给他的太太以及两个女儿送去了一份厚礼，这些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的丝绸，两匹里斯本出产的上好的英国细平纹布，此外，还有五匹黑色的粗呢以及一些价格非常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事情都处理妥善，把货都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那些动产都换成非常可靠的汇票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了，这是一道难题——我难以决定走哪条路回英国去。按理来说我对于海路应该是很熟悉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却对走海路的想法隐约地有一种奇怪的反感。老实说，我真的不愿意走海路回英国。但是我又说不出不想走海路的原因，只是，这种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心底逐渐加强。甚至有一次，我都已经把行李搬到船上去了，却又突然改变主意，已经连续两三次都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