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您家的仆人也嘲笑他。什么名字啊，巴东男爵！”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对我们说，”玛蒂尔德又说，“‘想想第一次通报布庸公爵时的情形吧：就我的情况而言，大家只是不大习惯罢了……’”

于连离开了沙发周围的人。他对轻松的嘲笑所具有的那种动人的微妙还不大敏感，他认为一句玩笑话必须合情合理，才能引人发笑。在这些年轻人的话里，他只看见一种诋毁一切的口吻，因此感到不快。他那外省人的或者英国式的故作正经甚至使他从中看到了嫉妒，这肯定是他错了。

“诺贝尔伯爵，”他心里说，“他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打了三次草稿，他若是一生中能写森克莱尔那样的一页，肯定会感到很高兴的。”

于连无足轻重，不引人注意，接连走近好几个圈子；他远远地跟着巴东男爵，想听他说什么。这个颇具才情的人神色紧张不安，于连见他只是找到三、四句风趣的话之后，才略微恢复正常。于连觉得此类才智需要足够的空间。

巴东男爵不能说单字；为了出语惊人，他一张口至少得四个每句六行的长句。

“此人是在做论文，不是在聊天，”一个人在于连背后说。他转过身，听见有人说出夏尔维伯爵的名字，高兴得脸都红了。这是本世纪最精明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拿破仑口授的史料片断里经常看见他的名字。夏尔维伯爵说话简洁；他的俏皮话是闪电，准确，锐利，有时深刻。他如果谈一个问题，讨论立刻就会前进一步。他还提出事实，听他说话真是一冲乐趣。此外，在上，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

“我是独立的，”他对一位佩带二枚勋章而他显然不放在眼里的先生说，“为什么人们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前一样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暴君啦。”

四个神色庄重的年轻人围着他，板着脸；这些先生们不喜欢开玩笑。伯爵看出来他走得太远了。幸好他瞧见了诚实的巴朗先生，其实是个假装诚实的伪君子。伯爵找他搭话，大家围拢来，知道可怜的巴朗要倒霉了。巴朗先生虽然丑得可怕，但是靠了道德和品行，在踏进社会的难对人言的头几步之后，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又死了；接着娶了第二个很有钱的老婆，不过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极谦卑地享用着六万法郎的年金，自己也有些奉承者。夏尔维伯爵跟他谈起这一切，不留情面。很快有三十个人在他们身边围成了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甚至本世纪的希望、那几个神色庄重的年轻人也不例外。

“他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显然成了取笑的对象，为什么还要来呢？”于连想。他走近彼拉神甫，想问问。

巴朗先生溜了。

“好！”诺贝尔说，“侦察我父亲的一个密探走了，只剩下小瘸子纳皮埃了。”

“这会不会就是谜底呢？”于连想，“但是，这样的话，侯爵为什么还接待巴朗先生呢？”

严厉的彼拉神甫板着脸，呆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听着仆人的通报。

“这儿简直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他像巴斯勒那样说，“我看见来的都是些声名狼藉之人。”

这是因为严厉的神甫不知道上流社会是怎么回事。但是，通过他的那些詹森派的朋友，他对这些靠了为所有党派效劳的极端的狡猾或者靠了不义之财方得进入客厅的人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这天晚上，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于连迫不及待地提出的问题，几分钟后又突然打住，因总是说所有的人的坏话而深感痛苦，并且成是自己的罪过。他易怒，信奉詹森派教义，并且相信徒有以仁爱为怀的职责，因此他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一场战斗。

“这个彼拉神甫有怎样一张脸啊！”于连走近沙发时，德·拉莫尔小姐说。

于连感到被激怒了，不过她说得倒也有理。彼拉先生无可争议地是客厅里最正直的人，然而他那张患酒糟鼻的脸因良心的折磨而抽动不已，此时变得非常难看。“在这之后您如何还能相信外貌，”于连；“彼拉神甫心地高尚，他为了一点小过就自责，这时他的脸色让人看了害怕；而那个尽人皆知的密探纳皮埃，脸上却现出一种纯洁平静的幸福之感。”然而，彼拉神甫已经向他那一派做出重大让步，他用了一个仆人，而且穿得很好。

于连注意到客厅里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所有的眼睛都朝向门口，谈话的声音也骤然低了一半。仆人通报臭名昭著的德·托利男爵到来，最近的选举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于连走上前去，把他看了个清清楚楚。男爵主持一个选区：他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投某派票的小方纸片偷出来，补足，再用同等数量的其它纸片替换，上面写上他中意的名字。这个决定性的花招被几个选民看破，他们急忙向德·托利男爵表示祝贺。这件大事之后，此公的脸色到现在还是苍白。有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说出了苦役这个词。德·拉莫尔先生冷冷地接待了他。可怜的男爵逃之夭夭。

“他这么快离开我们，是为了到孔特先生家里去，”夏尔维伯爵说，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