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性，任何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皮热（1620—1694），法国最有特色的巴洛克雕塑家、画家及建筑师。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普通的百姓、水手和士兵；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文官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辞职退休；武官则从法军里开小差并投身于外国列强的军队里，而那些青年人则都是在咒骂那个逆贼的环境中长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生活尚难安定，尽管家里曾花钱雇了四五个服役的替身，而这个暴君经过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席间谈笑风生，全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而情绪尤为激烈，言辞生动而刻薄，反映了五百年来，南方宗教仇恨给政治仇恨火上浇油。

在这些人看来，雄踞世界，曾一度统治过半个世界，并听惯了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却被贬为厄尔巴岛的国王，仅仅统治着五六千人，总之，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法国，永远失去了他在法国的皇位了。

文官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官们则在谈论莫斯科和来比锡战役，女人们对约瑟芬皇后离婚的事更感兴趣。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垮台，而且还在庆祝一种准则的灭亡，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了，他们又重新开始生活了。

一位老人站了起来，他胸前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他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了在哈威尔的放逐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大家群情激昂，因此又引起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太太小姐们则把挂在她们胸前的花束解开来，散花女神般地把花撒了一桌。一时间，席上气氛热烈充满了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虽然是已有五十岁了，但看上去仍有贵族气派，她说：

“如果那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这恐怖时代，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表现出的，才是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对一个初升的朝阳顶礼膜拜，是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您说话。”

“哎，侯爵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轻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该说说话，当然不想谈政治了。”

“请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维尔福，我们原谅您……我刚才说，波拿巴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这些品德的替代品，”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对他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做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上帝啊！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又比作什么？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的事已经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想说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虽然还不及拿破仑的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您知道不知道，维尔福，您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得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家父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不过，他们是为着各自不同的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亲王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诺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母亲，”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不许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恳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并不赞同我父亲的政治主张，并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人，我的姓是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您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我求之不得呢。不过，从今以后，维尔福将来一定要坚定一些。维尔福，千万要记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您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像我现在答应您的请求一样。您也要牢牢记住：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您的手里，您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您的出身于有些可疑。”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地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侯爵夫人问。

“是的。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与法国近在咫尺，他的追随者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寻衅滋事，和保王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您或许也听说过吧？”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德·萨尔维厄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对于，我们从巴黎动身的时候，他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此地有两千里。”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不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意大利就在他对面，他曾经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但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我们要动拿破仑，就得违反协议。”

“哼，违反就违反，”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当他枪杀德·昂甘公爵时，他就那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就这么办：神圣同盟除掉拿破仑，维尔福先生肃清在马赛的拿破仑党徒。要做国王就得像一个国王，内阁一定要精明强干，大臣一定要忠贞不贰——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方法。”

“可惜呀，夫人，”维尔福微微一笑，说道，“总是祸已酿成，才找来代理检察官。”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千金，与圣·梅朗小姐是密友，“趁我们在马赛，您想想办法，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见过法庭是什么样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不错，小姐，非常有趣。”代理检察官答道，“那不是舞台演出的悲剧，而是真正的惨剧；那不是佯装出来的痛苦，而是真正的悲恸。落下幕布之后，剧中那个人不是回去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休息，准备明天再来重演一遍那悲哀的样子，他离开了您的视线以后，就被押回到了牢房里，被交给了刽子手。您自己来决定吧，看看您的神经能否受得了这样的场面。对这种事，请您放心，一旦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了通知您，至于到场不到场，自然由您自己来决定。”

蕾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看见您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吗？您还笑呢。”

“那你们想看到些什么？这是一种生死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上帝啊！维尔福先生，”蕾妮说，她已愈来愈害怕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的是真话，”年轻的法官面带微笑地回答说，“小姐和我都盼望有精彩的审判，年轻的姑娘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而我是要满足我的进取心。不过，判了这类案子，局势只能恶化。拿破仑的那些兵痞，早已习惯盲目地冲向敌人，难道您认为他们要开一枪或举刀刺杀，还会三思而行吗？他们可以打死从没见过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再说，这样做也是顺理成章的。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尽职了。我本人也是如此，每当我看见罪犯的目光里闪烁出仇恨的怒火时，我就感到勇气倍增，精神抖擞；这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战斗了。我进攻，他还手，我强攻硬打，同所有的战斗一样，结果总要分个胜负。诉讼就是这样！面临危险，讲话才能雄辩。被告在我反驳之后，如果冲我微笑，就表明我讲得不好，表明我的指控苍白无力，论证不足。您想想吧，当一位检察官看见他的犯人在他论据充足的证词重压之下，在他那电闪雷鸣般的雄辩下，脸色变得苍白，低下脑袋时，他会感觉到多么自豪！这颗头颅垂了下来，不久便会落地了。”

对我来说，当我看到被告眼中冒着怒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勇气倍增，精神亢奋。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战斗。我攻击他，他反击我，我加倍地进攻，于是战斗就结束了，像所有的战斗一样，其结果不是胜就是败。整个诉讼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其间在于言辞争辩是否有利，如果被告嘲笑我说的话，我便想到，我一定是哪儿说得不好，我说的话一定苍白无力而不得当。那么，您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并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之下脸色苍白、低头认罪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得意啊！那个低下的头不久就要被砍掉了。

蕾妮轻轻地叫了一声。

“这才叫能言善辩。”有一个来宾喊道。

“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第二个说。

“就说您上次办的案子，我亲爱的维尔福，那才叫精彩呢，”第三个说，“要知道，弑父的那个人，还未等刽子手碰一碰，就让您这张利口给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