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莫雷尔父子公司的内部情况，而又在几年前离开马赛，如今回来就会发现，这家公司今非昔比了。

从前，这家公司生意兴隆，一派轻松愉快、热火朝天的景象：窗户里尽是一张张快活的面孔，走廊上尽是耳朵后夹着羽毛管笔，来回忙碌的职员，院子里尽是堆积的货包、欢叫说笑的搬运工。如今，剩下的只是一种忧郁沉闷的气氛。在那冷落的长廊和空荡荡的办公厅里，以前总是挤满了无数的职员，现在却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名叫埃马纽埃尔·雷蒙，他爱上了莫雷尔先生的女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竭力劝他辞职离开这里，可他还是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是年老的出纳，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所以大家都叫他独眼科克莱斯古罗马的一位英雄，战斗中伤了一只眼睛。，他的真名已经完全被这个绰号代替了，以致谁要是用真名喊他，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

科克莱斯留下来继续给莫雷尔先生工作，这个老实厚道的人的地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一方面他被提升为出纳员，而同时却又降为一个仆役。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变化：善良，忠诚，不怕麻烦，但在数字问题上却绝不屈服，在这一点上，他会坚决地站起来和全世界抗争，甚至和莫雷尔先生抗争；他还擅长于九九乘法表，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不论设什么诡计圈套去考问他，总也难不倒他。就是在公司笼罩在一片悲观气氛之际，也只有他无动于衷。然而，请不要误解，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并非由于缺乏感情，而恰恰相反，是基于不可动摇的信念。据说一艘命中注定要在海洋里沉没的船，船上的老鼠会预先溜走的，临到那艘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都逃得精光的，也正是像这样，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这样的职员一个个地离开了办公室和货仓。他们在科克莱斯的注视下，一个个离开了，对于离开的原因，他连问也不问。我们已经说过，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他在莫雷尔公司已有二十个年头，他总是看到公司如期付款，从不发生差错，他不能想象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中止执行，款项会拖宕付兑，就像一个用长流不息的河水做动力的磨坊的主人不能想象河水某天会停止流淌一样。

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可以动摇科克莱斯的信仰。上个月的款子是如期付清了的。科克莱斯查出了一笔有损于莫雷尔十四个苏的错账，当天晚上，他把那十四个铜板交给了莫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把钱扔进了一只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说：“谢谢，科克莱斯，您是出纳人员中的明珠啊！”

科克莱斯回去以后十分快乐，因为莫雷尔先生本身就是马赛忠厚者中的明珠，他这样夸奖他，比送给他一份五十埃居的礼还要使他高兴。但自从月底以来，莫雷尔先生曾度过了许多焦虑的日子。为了应付月底的付款，他曾倾尽了他所有的财源。他生怕自己的窘况会在马赛传扬开去，所以到博凯尔的集市，把他妻子和女儿的珠宝卖了，还卖了他的一部分金银器皿。这样，公司的名誉才能依旧维持着。但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

由于社会上所传的那些消息，已借不到款了。要偿付德·博维尔先生这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法郎和下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法郎，莫雷尔先生除了等待法老号回来，实在没有别的希望了。他知道法老号已起航了，那是他从一艘和它同时起锚的帆船上听来的，而那艘船却早已到港了。那艘船像法老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但它早在两星期前就到达了，而法老号却至今杳无音讯。

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那位高级职员在见过德·博维尔先生的第二天去拜访莫雷尔先生的时候，这几天的情况便是如此。

接待他的是埃马纽埃尔。这个青年人，每当看到来人是个新面孔就要吃惊，因为每张新面孔都意味着一个新债主。因为担心老板承受这次会见的痛苦，他就问来客有何贵干。这位陌生人说，他同他没什么可说的，他的事需和莫雷尔先生亲自面谈。埃马纽埃尔叹了一口气，就把科克莱斯叫了来。科克莱斯来了，以后，青年吩咐把来客带到莫雷尔先生的房间里去。科克莱斯走在前面，来客跟在他的后面。在楼梯上，他们遇见了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的姑娘，她目光焦虑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人。

“莫雷尔先生在办公室里吗，尤莉小姐？”出纳员问。

“是的，我想在吧，至少，”年轻姑娘犹豫不决地说。“您可以去看看，科克莱斯，要是我父亲在那儿，就给这位先生通报一声。”

“不用通报我的名字，小姐，”英国人答道，“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只需说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求见就行了，那家银行和您父亲是有生意来往的。”

青年姑娘的脸色苍白起来，她继续下楼，而陌生客人和科克莱斯则继续上楼去了。她走进了埃马纽埃尔所在的那间办公室，而科克莱斯则用他身上所带的一把钥匙打开了第二重楼梯拐角上的一扇门，引导那陌生客人到了一间会客室里，又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去后即把门关上了，让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独自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出来，请他进去。

英国人走了进去；他看见莫雷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对着那一摞摞堆得高高的、记载着他的负债情况的账簿，脸色惨白。

莫雷尔先生看见陌生人，合拢账本，站起来，推过去一把椅子；他等陌生人坐定后，也随之坐了下来。

十四年过去了，这位可敬的商人已今非昔比，在本故事开始时他才三十六岁，现在已快到五十了；他的头发变白了，额上因忧虑过度，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的目光以往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稳，现在也变得茫然而游移了，而且似乎总很害怕把这目光凝定在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人身上。英国人带着好奇中明显掺着关切的神情注视着他。

“先生，”莫雷尔说道，英国人那专注的目光使他更加感到不自在了，“您想和我谈话吗？”

“是的，先生，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吧？”

“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我的出纳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说得不错。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本月得在法国付出三四十万法郎的款子，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了过来，叫我负责来按期收款，以便动用。”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满挂着汗珠的前额。

“哦，那么，先生，”莫雷尔说，“您手上有我的期票了？”

“是的，而且数目相当大。”

“多大的数目？”莫雷尔用一种竭力镇定的声音问道。

“在这儿，”英国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叠纸，说道，“德·博维尔先生开给我们银行的一张二十万法郎的转让证明，那本来是他的钱。您当然清楚您是欠他这笔款子的吧？”

“是的，他那笔钱是以四厘半的利息放在我的手里的，差不多有五年了。”

“您该在什么时候偿还呢？”

“一半在本月十五日，一半在下个月十五日。”

“不错，这儿还有三万二千五百法郎是最近付款的。这上面都有您的签字，都是持票人转让给我们银行的。”

“我认得的，”莫雷尔先生说着，他的脸涨得通红，像是想到他将在一生中第一次保不住他自己签字的尊严似的。“都在这儿了吗？”

“不，本月底还有这些期票，是巴斯卡商行和马赛威都商行转让给我们银行的，一共大约是五万五千法郎，这样，总数是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在这些钱累计的时候，莫雷尔所感到的痛苦简直难以用言词来形容。“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先生，”英国人答道。他沉吟一下，接着说道，“不瞒您说，莫雷尔先生，一方面考虑到迄今您一直严守信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马赛的传闻，说您现在无力偿付。”

这种开诚布公的话近乎粗暴，莫雷尔听了，脸色惨白得可怕。

“先生，”他说，“迄今为止，说起来，我从先父手中接过这个公司已经有二十四年了，而先父也经营了三十五年。迄今为止，凡是有莫雷尔父子公司签名的任何票据，拿到柜台没有一份不兑现的。”

“是啊，这种情况我了解，”英国人答道，“不过，咱们君子对君子，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先生，这些票据，您能同样按期付款吗？”

莫雷尔战栗了一下，注视着用这种先前还不曾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对他说话的人。

“既然您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也得坦率地答复您。是的，先生，倘若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的船能顺利返航，我可以支付，因为船一回来，便能恢复我的信誉，在这以前我因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信誉已岌岌可危；然而，倘若事有不幸，我最后依赖的财源法老号出了事……”

那可怜的人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嗯，”对方说，“假如这最后一个来源也靠不住了呢？”

“唉，”莫雷尔答道，“实在难以启齿……好，既然连遭不幸，我已经习惯了，还应当习惯蒙受耻辱；万一指望不上，我想我就不得不中止付款。”

“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朋友相助吗？”

莫雷尔凄然地苦笑了一下。“先生，您也清楚，”他说，“在生意上，只有客户，没有朋友。”

“不错，”英国人喃喃地说，“那么您只有一个希望了？”

“只有一个了。”

“最后的了？”

“那么要是这一个也耽误……”

“我就毁了，整个地毁了！”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一艘船正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是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的。他忠心耿耿，在我倒霉的时候也不离开我，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这楼顶的平台上守望，以便头一个来向我报喜讯。”

“那不是您的船吗？”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是吉伦特号。它也是从印度来的，但却不是我的。”

“或许它曾和法老号通过话，给您带来了消息呢？”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一件事，先生，我怕得到我那条三桅货船的任何消息。不确定倒还使人抱有希望。”于是，莫雷尔又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次的逾期不归是说不通的。法老号在二月四日就离开了加尔各答，它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到这儿的。”

“那是什么？”英国人问道，“这一片闹声是什么意思？”

“噢，上帝啊！”莫雷尔喊道，脸色立刻苍白，“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从楼道里传来喧闹声响，只听人来人往，甚至还有人痛苦地叫了一声。

莫雷尔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他的气力支持不住，他倒在了一张椅子里。

两个人面面相觑，莫雷尔全身发抖，陌生人注视着他，脸上流露出深切的同情。闹声止了，莫雷尔好像还有所等待：这阵闹声肯定有原因。那陌生人仿佛听到有人悄悄上楼，那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一把钥匙插进头一道门的锁眼，又听见吱嘎开门的声音。

“只有两个人有那扇门的钥匙，”莫雷尔喃喃地说道，“科克莱斯和尤莉。”

这时，第二道门开了，门口出现了那泪痕满面的年轻姑娘。

莫雷尔用手撑着椅背，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

“噢，父亲！”她绞着双手说，“原谅您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莫雷尔的脸色又一次变白了。尤莉扑入他的怀里。

“噢，噢，父亲！”她说，“您可要挺住啊！”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莫雷尔问她，声音嘶哑。那年轻姑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依旧靠在她父亲的胸前。

“船员呢？”莫雷尔问。

“救起来了，”姑娘说道，“是刚才进港的那条船的船员救起来的。”

莫雷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和崇高的感激的表情举手向天。“谢谢，我的上帝，”他说，“至少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

那英国人虽然平时极不易动感情，这时却也两眼湿润了。

“进来，进来吧！”莫雷尔说，“我料到你们都在门口。”

果然，他刚刚说出这句话，莫雷尔夫人就啜泣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埃马纽埃尔；在前厅的里端，站着七八个脸容粗犷、半身裸露的水手。英国人看见这些人，打了个哆嗦；他迈出一步似乎要向他们走去，但是他随即站定隐蔽到书房里最不起眼最暗的一角去了。

莫雷尔夫人走过去，坐到椅子上，双手握住丈夫的一只手，而尤莉依然在父亲的胸口；埃马纽埃尔站在屋子中央，像是担当着莫雷尔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雷尔问道。

“过来一点，佩尼隆，”那年轻人说道，“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水手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卷着一顶残破的帽子。“您好，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好像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佩尼隆！”莫雷尔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雷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尔马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西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岛首府。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他康复回来的。”

“很好，现在您把事情讲讲吧，佩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