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带着忧郁而庄重的笑容向五位年轻人躬身告别，跟马克西米利安和埃马纽埃尔一起上了车。

决斗场地上只剩下了阿尔贝、波尚和夏多·雷诺。

年轻人望着他的两位证人，目光中全无羞怯的意味，而是好像在询问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真的，我亲爱的朋友，”波尚首先说，不知道他究竟是受到了怎样的感动，或是因为装腔作势，“请允许我向您道贺，对于这样一件非常难理解的事情，这确是一个想象不到的结果。”

阿尔贝默不出声，仍沉溺在思索里。夏多·雷诺只是用他那根富于弹性的手杖拍打他的皮靴。

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以手，他说：“我们走吧？”

“走吧，”波尚回答，“只是先允许我向莫尔塞夫先生祝贺一下，他今天做了一件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富于骑士精神和这样罕见的举动！”

“哦，是的。”夏多·雷诺说。

“能够有这样的自制能力真是难得！”波尚又说。

“当然啰，要是我，我就办不到啦。”夏多·雷诺用十分明显的冷淡的神气。

“二位，”阿尔贝插进来说，“我想你们大概不明白基督山先生曾与我之间发生过一桩非常严肃的事情。”

“知道的，知道的，”波尚立即说，“也许没有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会理解您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于是或早或晚，您会不得不殚精竭虑，磨破嘴皮子向他道歉一辈子。您愿意听我一个朋友的忠告吗？您去那不勒斯、海牙或圣彼得堡吧，那些国家很安宁，那里人的名誉观比起这里头脑发热的巴黎人要明智得多。一到那儿，您就多打打靶，多练练剑；尽量深居简出，过几年悄悄地回到法国来；或者在学术活动上搞出点令人刮目的名堂来，以征服您这颗不甘寂寞的心。夏多·雷诺先生，您觉得我说的又没有道理？”

“那正是我的想法，”这位绅士说，“对一场没有结果的严肃的决斗，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体面的解决办法了。”

“谢谢你们二位，”阿尔贝带着一种淡淡的微笑答道，“我将听从你们的劝告，——倒并不是因为你们给了这个劝告，而是因为我已经下决心要离开法国。我感谢你们二位帮助了我做我的陪证人。这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因为你们虽然说了那些话，但我却只记得这一点。”

夏多·雷诺和波尚对望了一眼，他们两个人得到了相同的印象：莫尔塞夫刚才表示感谢的口气是那样的坚决，假如谈话再继续下去，只会使大家更加为难。

“告辞了，阿尔贝。”波尚突然说，同时漫不经心地把手给那个青年，但阿尔贝看来像还没有摆脱他的恍惚状态似的，并未注意到那只伸过来的手。

“告辞了。”夏多·雷诺说，他的左手握着那根小手杖，用右手打了一个手势。

阿尔贝用低得几乎让人听不出的声音说了句：“再见！”但他的目光中表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含在这道目光中的是由抑制的愠怒、骄傲的蔑视和宽容的愤慨构成的一首诗。

他的两位朋友回到他们的马车里以后，他依旧抑郁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随后，猛然解下他的仆人绑在小树上的那匹马，一跃到马背上，朝向巴黎那个方向疾驰而去。一刻钟后，他回到了埃尔代街的那座宅邸。

当他下马的时候，他好像从伯爵卧室的窗帘后面看到了他父亲那张苍白的脸。阿尔贝叹了一声叹息转过头去，走进他自己的房间里。

进屋以后，他朝所有那些从童年时代起曾带给他几多欢乐、几多甜蜜回忆的弥足珍贵的东西，最后地巡视了一遍；他又一次地望着那些油画，画中的人物仿佛在向他微笑，画中色彩绚烂的风景栩栩如生地承接着他的目光。

他从镜框里拿出他母亲的画像，把它卷了起来，只留下那只镶金边的空框子。然后，他整理一下他的那些漂亮的土耳其武器，那些精致的英国枪，那些日本瓷器，那些银盖的玻璃杯，以及那些刻有弗歇尔弗歇尔（1807—1852）：法国雕塑家。或巴里巴里（1796—1875）：法国雕塑家、水彩画家。等名字的铜器艺术品；他仔细看了一下衣柜，把钥匙都插在框门里；打开一只书桌抽屉，把他身上所有的零用钱，把珠宝箱里的千百种珍奇的古玩品都扔到里面，然后他开了一张详细的财产清单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整理房间前，阿尔贝曾吩咐仆人让他自己干。可是整理一开始，仆人还是违令进来了。

“什么事？”莫尔塞夫用一种伤心比恼怒更重的语气说。

“原谅我，少爷，”仆人说道，“您不许我来打扰您，但莫尔塞夫伯爵派人来叫我了。”

“那又怎么样呢？”阿尔贝说。

“没有先生的命令，我不能去伯爵阁下那里。”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伯爵可能已经知道我今天早晨陪着您去决斗的。”

“有可能吧。”阿尔贝说。

“既然他派人来叫我，肯定是要问我事情的全部经过。我该怎么回答呢？”

“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