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府假模假样的叹一口气,说道:“也不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我的职守罢了。我这人素来喜欢未雨绸缪,等到出了事情,学他人袖手旁观?万万没有这种好耐心。”
卫高说道:“如今很多官员,都把知府看得清闲,像大人如此为朝廷尽心尽力的办事,真真难得了。下官的脾气和大人一样,每天总要想点事情出来做做才好,不然坐着难受。”
“对。正是如此,我辈岂能尸禄素餐?”李登一拍大腿,当下二人言语投机。不到一天,彼此拜了把子换了命贴。臭味相投便称知己,竟成了你好我好的异姓兄弟。
说起来此事有些原因,这些年,公侯都督多有让家人子弟贩卖私盐官盐之事,加上到处减免税赋,以至于有些省份的税赋总额锐减三成之多,内陆省份毕竟比不上沿海省份,依靠海上贸易和方兴未艾的工厂作坊。税赋只见多而不见少。
内陆省份的矿业以及盐铁茶等,也大多集中在王府权贵,地方豪强和皇宫派下来的宦官手里,是以有些省份的官员见不得治下日渐增多的外地商贾,冲击本地的小作坊,就想出了雁过拔毛的主意,也算是明朝的地方保护主义了。
湖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临江西,西接渝贵,南毗两广。北连湖北,四方必经之地,经过卫高的建言。两位布政使觉得可以试试,若不行就彻底取缔,反正只是个权宜之计。
问题是承宣布政使司不仅仅管着湖南,也管着小半个广东,全名湖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傅大人主要是治理广东一带,而管着永顺等四府一州一司的乃是右布政使,年过大人六旬啥事不管,人送外号‘不倒翁’。
政务往往就是这样。中央下达的政令本是出自好意,但基层却有意曲解其意。结果荒腔走板,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卫高只想着多收取税赋。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就把不该执行此策的永顺圈了进来,并为此提出了二八分账的馊主意,又设立了众多名额和奖励制度,以调动官员们的积极性,至于百姓死活谁管?
到了李登这一级,更加的一心一意,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抽捐上头,卫高想不到的地方,他都给想到了,额外又添加了许多条款,以动员下面官吏的积极性,等到了县一级,自然又巧立了一些名目,如此层层加码。
倒是如此一来,李登把惩办叛党一事淡了下来,就和前任王贤一样,扔在牢里不闻不问。也因此那些读书人不至于斯文扫地,收押总比判了逆党的好,有趣的是,卫高还要算他们的大恩人呢,但是此案一日不结,他们就一日不能出来,连累家属苦不言堪,那几个逃走的,亦一日不敢回城。
路上的徐灏正是为此而来,他是收到了矿师和商人们的信,提到了湖南打算到处设置关卡,对商人来说,最是深恶痛绝不过了。
此事可怕在不但一干候补官员大力赞成,迫使两位布政使下定决心,罔顾朝廷最近三令五申不得任意加税的约束,甚至连湖广道的巡察御史们都集体失声了。
对此徐灏深感无力,想朱元璋起初是十分礼敬官员的,最早哪有什么剥皮,六十两银子即处死的狠辣。大明立国之初,俸禄按照物价绝对是高收入,不是发银子宝钞,而是发布帛和粮食,并专门设立了种种福利制度。
朱元璋每年都会苦口婆心的奉劝官员要廉洁奉公,各地的税赋都不高,除了杭州某几个地方除外,鼓励人口繁衍,人头税入城税等等一概没有,还要帮助家家户户种植桑树,指导农业。
早些年朱元璋极少杀戮官员,反而非常礼遇,可即使如此,却一连发生多起地方大肆横征暴敛之事,比如从南方运抵金陵的粮食,每运抵二石大米,路上的消耗竟高达八石,这可是金陵不是北方,可想而知地方上是如何的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个性又极端,最终忍无可忍,索性由此开始了一茬又一茬的砍脑袋运动,你们越是贪婪我就越要大杀特杀,到底看看你们的手快,还是刽子手的刀快。
连朱元璋在世之时,尚不能禁止官吏大面积的贪污,而朱高炽和徐灏这一对组合,可想而知会如何了,朝廷的三令五申,大概出了京城就是个屁,砰的一下就没了。
吏治败坏的速度之快,远超出人的想象,何况这本是官员位于人上人,百姓如猪狗的时候,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要官吏不贪,纯属天方夜谭。
那么怎么能控制贪腐呢?徐灏不知道,他认为这貌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寒风索索,站在船头的徐灏露出一丝嘲笑,杀,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杀却是最痛快淋漓的解决方式,滚你娘的利害关系,就算把大明朝杀垮了,那又能怎么样?
貌似在杀人上头,徐灏与老朱同志父子,堪称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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