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大怒，天知道吕公著怎么说的，但确实是说了，贬官还不行，必须下狱追问。

陈升之便做老好人，说道：“如果这样，韩琦何以自安？”

王安石道：“公著诬韩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有没有因此废升之？”

陈升之傻眼了。

曾公亮也言其不便，贬就贬，最好不要牵连韩琦。赵顼一边听着大家在吵，一边在想，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韩琦不敢这么做。也正好让韩琦闭一闭嘴巴，便道：“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又有何不便？”

司马光一看事情不妙，便说：“公著素来谨慎，不会说这样的话，大约或是孙觉曾上书，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师以除君侧之恶意矣。恐怕皇上记错了吧。”

这是典型的丢车保帅。

而且这事儿也大条了。早晚会查到孙觉的上书。

但与孙觉上书不同。吕公著说这番话时，是赵顼于延和殿召重臣议事时，顺带着说了一句，并没有存档可查。因此司马光想混水摸鱼，将此事化解了。

有没有说呢，赵顼等大家散后就回想，不错，孙觉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孙觉只是打一个比喻，性质不恶劣，更没有指韩琦。

但不对，吕公著确实是说过，朕还想得。因此对几个宰执说：“吕公著与孙觉皆极青苗不便，云驳难韩琦非是。”

王安石没有冤枉，更不是空**来风，吕公著确实是说了的。

这如王巨在高滔滔面前所说，言臣可以风闻言事，但得有风。不能颠倒黑白。比如李常上书，说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

王安石就说了一句公道话，陛下即位，真没有缮及事外游宴，只修了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两个宫殿。这是孝心，难道做错了吗？

还有，宋朝皇宫多是木质建筑，本身就得要时常翻修。

不过李常这个弹劾还能算过得去，尽管使宫中两个太后生气了，也贬了下去。

但吕公著这话却不当说的。

举甲，是小事吗，况且又沾到韩琦这个重臣。

赵顼能记着，司马光无辄了，至于吕公著自己呢，自王安石弹劾后，是不复对，也没有说未说过，也没有说说过，于是吕公著贬到广德军。

吕公著下江南，从东水门外坐船，许多人来送行，有人问，吕公著终于说了一句，韩琦事独孙觉曾言过，我未言。

终于表态了，因此很多人又上书说：“吕公著素来慎重，况且吕公著哥哥的女儿指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娶了吕公弼长女，吕氏死后，韩忠彦又娶了吕氏的妹妹，吕公著必然不会诬蔑韩琦。”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

从吕公著的性格来看，他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

从家庭亲戚背景来看，吕公著更不会说出这句话。

是你皇上确实记错了，或者受王安石挑唆，产生了误导。在史上，哲宗即位，吕公著又上书自辨，说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

其实吕公著还算不错的，至少比吕诲、司马光、二程等人强。

但在这个自辨中，也做了小人之举。首先根本与词头无关，乃是他嘴巴上讲出来的，连一个存档都没有。王安石如何让舍人改修？

其次这件事争吵了十天，更不是吕公著所说的方欲入辞自辨，日已过正衙，便有旨放臣韩辞，我只好赴任。

反正宋神宗与王安石死了，死无对证，这件事又因为牵连到一个隐秘，朝廷一直没有公开，吕公著便胡说八道了。

这件事王巨也知道，开始时他同样也纳闷过。

确实吕公著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不是大嘴巴吕诲与寇准，他怎么能说出这番傻话？但王巨如今只是一个中等京官，这件事牵连很大，根本不是他能过问的。

但大臣们用吕家与韩琦的亲戚关系，一个劲的平反，赵顼只好头痛地派人暗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吕公著说出这番话的？这一查，终于一个人坐不住了，西上合门使，李遵勖的孙子李评，他举报了一件事。说是皇城使沈惟恭，让门客孙棐冒充韩琦疏章，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

然后孙棐递给了李评，让李评交给皇上。李评不相信，又将它转交给了御史台吕公著。大约因为这件事，吕公著也弄不清真假，才含蓄说了一句。但吕公著本心是不会诬陷韩琦的，也没有诬陷的理由。

朝廷立即下旨，将两人拘拿，这都是王巨所知道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王巨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件极其胆大包天的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