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抃（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东坡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传世真书纸本作品，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氏，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