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朝中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上书言苏轼谤讪朝政，御史台检会送到所谓的“罪证”《钱塘集》后，朝廷方下诏知谏院张璪及李定着手办理此案。</p>

朝堂上方下诏，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罢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驱离官斋。</p>

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的大意为：</p>

湖州知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如今圣上新擢进的官员，大多与苏轼不合，所以说苏轼自度自己终不为朝廷所用，携怨怀怒，大加诋毁，还把这些个情绪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讥，有的是宝梁之比，讪上骂下，实为法所不宥。</p>

在李定的眼里，苏轼共有四项当诛的罪过。一是苏轼当初发布一些奇谈怪论时，圣上并没有追查是想让其改过，但他屡教不改、我行我素。二是陛下已经给足了苏轼改过的机会，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经传播中外，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三是苏轼所作的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什么道理，但是煽动性极强，足以鼓动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谓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苏轼熟读史传，难道不知道事君有礼，讪上者诛。陛下修明政事，他却因为一己之私，公然诋毁。</p>

文末，李定很愤怒地总结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为之大变革之时，尚有苏轼之流虚名浮论，足以撼动众人，实在是该杀。</p>

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上书说：</p>

苏轼的《谢上表》里，多有讥讽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来，持有异论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过是作文发泄一番，或者只是阳奉阴违，坐观其变而已，至于像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上骂下，不具备人臣之节操者，到苏轼这里，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了。</p>

比如，陛下发青苗钱惠民，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严谨监禁，他就说“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p>

舒亶还说，苏轼这些胡言乱语，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历数历朝历代，君主们难免会有失徳之行，违道之政，而那些逆节不轨之臣，难道就可以为了证实其短而动摇人心吗？</p>

希望陛下能体先王之义，动用治世之重典，将苏轼从重发落，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p>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