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邀请(求月票)(1 / 2)

 “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

在这声充满自信的言语于房间回响时,袁世凯的唇角微微一扬,神情显得颇为自负,就好像于这浙江地界上,士绅生杀之权,全在他手一般,实际上,这恰恰是中枢势威的一种表现,过去地方士绅们之所以能够令地方官为之忌惮,全是因其于中枢任职的省籍官员为凭,尤其是那些新晋言官,更是偏好以弹劾他人扬名,对新晋官员来说,其当年读书多受地方士绅接济、扶助,为此,其自然会还报其恩,如惹士绅受地方官员“欺压”,自甘为乡党士绅驱使,可眼下却是中枢势微之中。∽↗∽↗,

且不说因“壬辰之变”中言官之名尽毁,世人皆记言官祸国之弊,为止朝廷只得尽废言官不说。更重要的是“九督议政”之下,中枢威权扫地,再不为地方官员所忌惮,如此一来,地方士绅自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没有朝中乡党的支持与掣肘,如袁世凯一般的地方官员,行起事来,自然是“无法无天”。

或许,对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成名已久地方大员而言,其声名赫赫之下,必须要维持名声,尚还会有些禁忌,但对于袁世凯来说,尽管其一方面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名声,做出模样来,但另一方面,做起事来却也是急功近利,可这恰也正因如此,成就了现在浙江的新政之名。

或许,于李鸿章等人看来,袁世凯的动作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心存观望之态,放任其于浙江的动作以作试验,若是成功方可为之借鉴,但对于本就是地方士绅一员的张謇而言,他却无法接受这种对士绅利益的打压,甚至可以说是坑害。

看着眉头微皱的张謇。心知其想法的袁世凯便长声感叹道。

“季直兄,弟闻老兄欲投身实业,那小弟冒然请问,投资实业者。工厂所出当售于何人?”

说罢,袁世凯颇是轻松的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实际上,这件事在他看来,是十拿九稳。任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仁政”,即便是那些士绅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自然是全天下的百姓!”

张謇不假思索的回答道,然后又诧异看着袁世凯,似乎是在说,这还需要问题吗?

“既然如此,若是这全天下的百姓之钱利皆为高利贷所盘剥,那老兄所办工厂所出之货,又售于何人?”

其实,同样的问题,袁世凯也曾被人所反问。也正是这个反问改变了他的态度。

“这……”

一个简单的反问只使得张謇不由一愣,以至于半晌都反应不过来,这个问题他可还真没有想过,以至于吱呒也好一会才说道。

“这,这借高利贷的毕竟只是一部分……”

“今年浙江全省借出了三百余万两的米粮,若是按乡间一出三归的借法,等到收粮时,百姓就要还上千余万两的粮来,届时,粮商又借乡民急需还粮。趁机压低谷价,谷贱伤农之时,乡民损失又岂下千万两?”

袁世凯的话只使得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还从未算过这么一笔细账。更准确的来说,他从未曾考虑过,放之一省,高利盘剥给乡民造成的银钱之亏竟然如此之大。现在细细盘算可不正是如此,所谓“仁借青黄不接糊口之粮”,表面是看似“仁”。可那“仁”的背后却又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

“季直兄,小弟请问,如果这两千余万两本应为高利盘剥的银利尽入乡民之手,那荷包里丰沛了,乡民届时自然会添衣买布,自然会买以商品,到时候何愁商业不振,实业不兴?”

自从出任浙江巡抚以来,可以说为了充实府库,袁世凯可谓是想尽了种种办法,除去借着剿灭乱匪的时机重整善后局、厘金局之外,又仿效台湾建立了禁烟局,以推行烟土专卖,虽说籍此增加了进项,勉强维持新军编练,但于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振兴商业,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如果振兴商业?如何发展实业,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

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开手脚来,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悉数统制粮食购销、尽得购销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获得了百姓的信赖,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谷贱伤农等问题,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达到增加消费,刺激商业的目的。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

虽说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食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子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子,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插入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插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洞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种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说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头,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需要的答案。

“再则,以季直兄看来,当今之世,若中国之乡绅仍困守于田,又焉能有将来,困守于田又国家又有何助益?因而于小弟看来。方今之世,非工不强,非商不富,国家欲求富强。必当兴办工业,振兴商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今日小弟之所以以粮食公司废以乡绅高利,所谋者。正是令其看到田利微薄,进而转入实业,以工商求富,岂不胜于苛榨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