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品级来说，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仅仅是正五品官，从实际权力来说，不如各地的巡抚，更不如各个衙门的侍郎们。但是没有人敢轻视掌院学士，因为掌院学士的人脉网太强大。朝廷的很多重臣都和掌院学士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毕竟都是翰林院出来的。例如内阁大学士和各个部门的尚书们，很有可能与掌院学士，属于同年或者同门。所以说，掌院学士的权力虽然并不大，但是没有人会轻易得罪，除非自己达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

不过，冯过依稀晓得，资哲在朝中因其清直，不受内阁大佬的待见，且与辛弃疾一般“重武轻文”，在皇帝那里也没个好印象。倍受排挤的资掌院难免心灰意冷，借为父母丁忧而辞官返乡，一心专研经义，不求高官立朝堂，但愿桃李满天下。

清溪先生或许不擅于政治，但于治学一道却是极为心得，教学不过六年，门生中便有八人会试中式。这可是了不得的成绩，须知三年一届会试，朝廷只取三百余进士，强悍如江西，每届也不过三十来人，多为抚州、吉安、南昌、信州三府瓜分。

此时的定国书院共有六百余所，江西一省就占到三分之一，达二百二十所之多，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和豫章书院等。这当中，有学者自行设办、乡绅独立兴办、家族投资创办、乡间集资举办、甚至学徒凑集资财协助老师办学，学风大正。

诸如庐陵的依仁书院、万安的云兴书院、永新的崇正书院和明新书院，更是人杰荟萃之地。

而信州府虽不如”其民务义修礼尚气节，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知晓其大义”的吉安府，亦是以以“多儒雅之风”，“文物颇盛”而著称，每榜必有举子中式，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

信州府治十一县，辖下书院或大或小有廿三所之多，而“信江书院”六年出八进士，这是什么概念？妥妥的高考名校啊。一届出四进士，这绝对是要起飞的节奏。

听辛弃疾话里话外之意，资哲这位名师定是在信件中对自己颇有褒誉之词，这让冯过感动之余，又有些惭愧，自己是何德何能啊。

不过，他的心理年龄摆在那，绝非十四岁少年那般稚嫩，热血早已褪去，激情也已不再，看待事物自不会想当然了。

譬如，辛弃疾此次赴鹅湖，乃是归隐山林、销声匿迹数年后的再度亮相，这其间有何关节隐情？难道说辛枢直要复出、再上朝堂？

时下文人多傲骨，一言不合就撂挑子不干，动辄告老还乡。话说，三、四十岁正当年富力强时，“告”什么“老”？赌气成分自是有的，养望成分也是有的。

辛弃疾与资哲二人，一个是被弹劾罢官，郁结难消；一个是遭排挤辞官，茕茕孑立。两人年龄相仿，且有共同政治诉求，对朝堂君臣即遇而安、不思进取的绥靖国策无法苟同，俱非顺随大流之人，不能“同流合污”，是以唯有居江湖之远。

辛弃疾此次决定公开露面，所蕴含的信息耐人寻味。或许，皇帝与阁老们改弦易辙了？国策有所变化？辛枢直要重回朝堂？

冯过暗自摇头哂笑，这些朝堂要事又岂是自己能揣摩的？咸吃萝卜淡操心哪，有那闲心思莫若多想想半月后的院试。

此时的科举制度已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分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

最初级的地方县、府考试，通过县、府两次考试者，成为童生，表明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但很多读书人考到须发皆白，仍是一介童生。

在府、州的”学院“举行的称为“院试”，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成绩劣者要受处罚甚至取消生员资格。科试也称为录科。只要考取了生员，就算脱离平民阶层，称为“士”了。

嗯，冯过离“士”尚有一步之遥。

乡试每三年一次。乡试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因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闱”。

会试则在乡试后次年的二月初九至十五日举行于京师礼部，又称春闱、礼闱。

殿试在会试后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举行，殿试一律不黜落，只排定名次。状元、榜眼、探花等前三名列为一甲，算是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算是进士出身；第三甲又若干名，算是同进士出身。

而县试多在二月举行。在知县的主持下进行四或五场考试。前三场每次考完都发榜，称为圆案。这是因为将考生的报考号数在榜上排列成圆形，表示取中的人不分先后次序。考完最后一场发榜时，榜上姓名横排，有先后次序，叫做长案。第一名称为案首。最后一名之下用朱笔画一勾，以示截尾。所以清代人嘲笑这末一名为“坐红椅子”。县试被录取的考生，要依照同样的程序到府中进行府试。府试的考期多在四月份举行，流程与县试相同。

冯过虽轻松过了县试与府试，却是未被点为“案首”，倒是资哲颇看重这位学生，希望其能从院试始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