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扬名立万是一回事，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还是懂的，场中诸生目光乱瞟，作观望状。

观望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名声在外的“才子”，如费懋贤，如徐元杰，如刘几，如冯过。

冯过乃是新鲜出炉的院试案首，经过短时间的发酵，其才学正为更多的人所认可。座中即便是早过院试、乡试的秀才相公、举人老爷，亦是自忖稍有弗如，不免存了让其先出风头的心思。

不过，亦有那脑瓜子转的快的机灵鬼抢先出手，讲究个先发制人嘛。你想啊，若是让冯过这些个已得到认证的才子先行亮招，那便是妥妥的“珠玉在前”了。不是说自奢入简难嘛，先读美文再读寻常文章，当然会味同嚼蜡，徒添笑柄罢了。

很快便有人起身诵读自己的“拙作”，念罢，亦不赘言，默然落座。

此人“献丑”的一肯五言诗，诗作平平，自是泛不出丁点水花。

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才是书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既已有了带头大哥（小弟），观望亦是多余，便连续不断的有人宣读自己的文章。一时间，高亢激昂、顿挫抑扬的朗诵声不绝于耳，煞是热闹。

诵文几乎全是诗词，罕有散文八股。在这种场合讲究的是“短小精悍”，若无十足把握，长篇累牍的弄出篇作文来，极有可能沦为老太太的裹脚布，臭不可闻。

不多会已有四十多学子献读己作，“主席台”就座的大佬们神情如初，面色如常。

呵呵，讲真，这几位可是文坛大神级人物，哪位不是制文高手？寻常文字可打动不了他们。

这个时空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从南北朝后的大中国一直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文化传承与发展也是停滞不前或者说是发展极缓。时下的作文风格与魏晋南北朝颇为相近。

八股文不必说，极其注重对偶，私塾学堂在教学生写八股文之前，都要先教对对子，为日后写八股文打好基础。大抵就是“云对雨，雪对风。临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针对八股文的“破题”也有一项专门的训练，叫“猜诗谜”。因为只有破题写的准，后面的文章才能写好、写对。

而且，文中需用有据可查的典故，不能胡编乱造。

在大楚朝时，二十二岁的名儒苏纯去汴京应试，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考官的青睐，于是将此文推荐给主考官。

主考官仔细看完文章后，赞叹不已，但是对文中一个地方想不明白。

当时苏纯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引用了一个典故，是这样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意思是说当贤德的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被任命为法官。有一次，他要以死刑处死那些犯了法的人。皋陶在朝堂上一定要处死这些犯罪之人，并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尧却说要宽宥他们，并也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

主考官一生博览群书，但对此典故却很陌生，当时就问同考官此典出处，可同考官也没想出来，两人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皆偶忘之”，同考官干脆找了个台阶下，说：“何须出处！”便不再纠结于此。等到大考结束，苏纯前往主考官府上拜会，主考官见到这位青年才俊，又想起判卷时的疑惑，于是把《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典故翻出来，问苏纯出自哪本书籍。苏纯回答道：“事在《后汉书·孔融传》注！”但主考官遍翻此书皆不可见。苏纯只好承认：“想当然耳。”

自编典故，就问你牛不牛？

此为科场雅事，可一不可二也。

南北朝延承魏晋文风，即追求“新变”。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

受此影响，此时的诗词文章走的尽是辞采华丽、骈四俪六的路数，极尽雕琢之能事。换句不好听的，那便是空洞苍白。

辛弃疾几人对此厌绝，一直倡导行文辞句用实，自是对这些刻意雕琢的诗词不感冒，期待着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出现。

这时，徐元杰昂然起身：“吾有一诗，请诸位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