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持出身浦城吴氏，官宦世家，祖父吴待问历官大理寺丞、奉朝请、光禄卿，官至礼部侍郎，以礼部侍郎致仕；父吴充历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礼院、知高邮军、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权盐铁副使、同知谏院、河北安抚使、知审刑院、权三司使、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伯父吴育历任临安、诸暨、襄城三县知县、大理寺丞、著作郎、开封府知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

蔡卞是仙游仙化人，父蔡准历任秘书丞、都官郎中、礼部右侍郎。

与吴安持相比，蔡卞家世弱了许多，但在仕途与文坛皆有大名。

吴安持先任太子中见，后知滑州、苏州，再为都水使者，迁工部侍郎，时下为天章阁待制，乃是从四品贴官。

蔡卞历任国子直讲、崇政殿侍讲、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侍御、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大名知府，如今乃是正二品的知枢密院事。

而且，其长于书法，时人谓之曰：“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其人不光精于“贴”，且善于“碑”，所作之字，神气充腴，稳重含蓄，风度典雅，有晋人之潇洒，昌人之发度，又有定人之灵展。观蔡卞作品，俊朗淳美，圆健遒丽，有兼人之功，文人士大夫的气息跃然其上。

说来也妙，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姻亲，但不支援王安石变法，认为新法不便于民。王安石罢相去国时，他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立请召还司马光等，乃是保守党大佬。

蔡卞却是王安石变法的铁杆支持者，乃是新党大员。

明宗去世，司马光入朝为相，推行元祐更化，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在谏官陈瓘、任伯雨、御史龚等人的联合要求圣上亟待正典刑，蔡卞被降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

当今圣上即位，蔡京入阁为首辅，蔡卞主持国史修撰，也就是说掌握了国家意识形态。

蔡卞专取王安石日录，遂尽改元佑所修，贬原修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明宗实录》，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党争也好，情谊也罢，蔡卞此举无可厚非。

只不过，文人最擅搬弄是非，无需舞刀弄枪，但使春秋笔法，杀敌于无形。所谓《夷坚支乙优伶箴戏》便是实战案例。

徐元杰微微摇头：“蔡相向来官声极佳，野望清高，此遭怕是稍有染垢了。”

大定的官职称谓有些乱，内阁学士、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皆可称“相”。又如通常以“太尉”来尊称枢密院文长官，因为大定就以文臣制军。而且太尉也多是下级军官对高级武官的尊称。“太尉”既可指官阶，亦可为尊称，但不是职务。甚至高阶武官亦可称作“太尉”。

“是啊，天下又有谁不识蔡元度？便是赞一声‘百官楷模’亦不为过。”能凭真本事考中秀才，甘诚自非不学无术之人，只不过生性如此，不像个真正的读书人：“早年其任江阴县主簿，当地大富豪顾新元等人，趁着青黄不接之际，借谷物于庶民，利息高出平时一倍。蔡主簿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免除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之苦。”

顿了顿，他又喟然道：“其再知江宁府，则才力之优，见于郡治。徒越州，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

众人默然，皆觉蔡卞官途坎坷，好不容易跻身高位，正可为国为民多多出力，却出了这么档子事。虽说是奉诏行事，但多少是有“假公济私”之嫌的。

至于值与不值，却不便多加置喙。

“朝堂暗流涌动，党争愈演愈烈，时下新党掌政，自是百般针对旧党。”刘几沉声说道：“第一次编修《明宗实录》在元佑时期，英宗皇帝还年幼，由明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掌权，高太后是变法的反对者，变法派大臣已被贬出中央，由反对改革的旧党大臣执政，他们在经济制度上废止了一切新法。

本次修订的《实录》对明宗变法的思想和路线方针进行全盘的否定。当时编写《明宗实录》的是旧党中的才子陆佃与黄庭坚。但陆佃与黄庭坚在编修《明宗实录》的过程中相互口诛笔伐、争论不休。陆佃批评黄庭坚所编写的内容是基本都是对明宗及变法大臣的诽谤。而黄庭坚认为陆佃编写的内容是对许多旧党大臣赤裸裸的污蔑……”

刘之道平素言语不多，此时却侃侃而谈：“所谓《实录》只不过是旧党一家之言，自然有失偏颇。绍圣英宗亲政，将反对改革旧党大臣贬出朝堂，召回变法派大臣重新掌权。蔡元度提出，《明宗实录》是元佑旧党修的，有很多记载都无依据，涉嫌污蔑明宗皇帝，要求重修《实录》。不但如此，他又从《明宗实录》中摘引了一千多条材料，以‘诋毁先帝’的罪名，对参加修撰元佑年间《实录》的黄庭坚等史官们分别传讯，导致第一次修书的大臣黄庭坚被贬。”

笑了笑，他甩了甩手：“明刀明枪的往来罢了，就看孰胜孰败。”

“此君是个好战分子哪……”冯过暗忖，又听费懋贤悠悠的道：“这其中蔡相出力居多吧。”

众人愣了愣，方省起费懋贤口中所言“蔡相”并非是蔡卞，而是另有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