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盛昌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大定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名美其名曰“评花榜”。

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ji，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ji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

在冯过看来，这恰恰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

“评花榜”前，主持者要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内容则是令那个时空的美女们可能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此时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会省略“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ji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ji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英宗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

信州虽无金陵繁荣，却亦效仿推出“花魁大会”。

眼瞧着三年期至，信江河畔的秦楼楚馆、客栈酒肆已是宾客盈门，生意火爆。

此事与冯家有关，与冯过有过。

吉阳冯氏崛起于微末，凭借的正是商贾之道。

士农工商，商贾地位不高。

即便是经济繁荣、国风开放的昌朝亦是如此，昌太宗崇观二年，特别发布命令，禁止五品以上的官员从市上经过。

大定初年，基本沿袭了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明令禁止商贾参加科举考试——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又曰：“不用夸雄盖世勋，不须考证六经文。

孰为诗史杜工部？谁是玄经扬子云。

马上牛头高一尺，酒边豪气压三军。

盐钱买得娼栈宿，鸦鹊鸳鸯醉莫归。”

这就是西汉以来抑商传统的一个表现，直到定英宗治平元年，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才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束缚的商贾，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

譬如通过科举考试，通过贿赂、买官、联姻等方式，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但能这么做的，往往都是那些大商大贾，而那些小买小卖的商贩，依旧处于社会底层。

此时的冯氏自然是商贾大家，在信州也算是名门望族。

历经数辈人百年努力，冯家门下产业急剧扩展，涉及行当凡茶、酒、粮、布、漕运、钱庄、酒肆、青楼十余类，几乎涵盖各行各业。族长冯居庸亦是信州商会副会首，即便在整个江西布政司也是头面人物。

信州“花魁大会”的幕后推手便是朝阳常氏、吉阳冯氏、罗桥甘氏这几大家族，也就是“赞助商”。当然，绝非花钱赚吆喝，反倒可藉此赚个盆满钵满。譬如说，客栈住宿费比寻常高个九成九，酒楼餐饮费高个八成八，各大青楼高个七成七，诸如此类，而且还得“限流”——信州富庶，各路豪客蜂涌而至，怎会在意这等“细枝末节”？大会前后十余天便可获取平素三月的盈利，皆大欢喜。

至于冯过，院试案首哩，非止八股文写的花团锦簇且有理有据，更是精擅诗词之道，近期数篇词作广为传唱，虽未至“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高，但也不远矣。

更为要紧的是，冯家七郎年仅十五。啧啧啧，几可本朝初的燕同叔并肩。“方仲永”？绝无可能。可以预见的是，此子前途无量，他日必一飞冲天，可成吉阳冯氏金漆招牌。

至少在信州，冯改之已是名人。

而他与“云想阁”头牌董小宛之间也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才子佳人，郎才女貌，自古便为人津津乐道。即便冯过只有十五岁，董小宛十八岁，那亦可成风流韵事嘛。况且，女大三抱金砖，还真是般配呢。

当然，于冯过而言，董小宛并非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