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士”，只有一个头衔，没有封地，没有官职，甚至连住的房子都没有。
及至到了大定王朝，士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文苑传·序》云：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定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曰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摧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定太祖常威“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用文吏夺武臣之权”主要是为了使常定王朝不致重蹈昌、楚的覆辙，并非出于“一时之好尚”，而是“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大定为推行文官政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即便有着物质基础，却缺乏人才，这就使得大定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些有着真才实学的文人来治理这个国家。
科举做官人数的增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开始成型。
王临川变法，更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达到巅峰。
现而今，士大夫已成特权阶层。而想入此阶层，唯走科举之道。
冯过算是甫入门槛，一步内一步外。
秀才，算不得什么，但十四岁的秀才绝无仅有，前途无量。
信州不缺豪商，亦不乏文人儒士，但似冯过这般早出名的并不多见。这，已不仅仅是潜力股，而是值得大手笔投资的对象。如何投资？最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当然是把他变成自己人。嗯，冯七郎尚未婚娶呀。
所以，冯沈氏很烦恼，那种幸福感爆棚无法宣泄不断叠加的烦恼。
并非矫情，人世间无论任何事物，太多都会引发不适，即便是所谓的幸福。
讲真，冯沈氏原本是念叨着要小七早日娶妻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开枝散叶方是为人子女者最大的孝心。况且，成家立业，男人得先成家才能立业，耽耽搁搁、挑三拣四的，很容易就错过“黄金年龄”了。
当然，这年头打光棍的并不多。
嗯，这个时空男女比例也是失衡的，只不过与那个时空的二十一世纪恰恰相反——男少女多。
尤记得，那个时空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不乏中年）比比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的男人一个人有几个老婆，没钱的男人几个人一个老婆……咳咳，似乎偏激了……更离谱的是，结婚彩礼节节攀升，某省的聘金竟然高达28.8万，再加上昂贵的金器（项链戒指耳环等）、新衣服、亲属见面礼、宴席费用等等，娶门亲得耗费近五十万。这是什么个概念？普通工薪阶层得不吃不喝工作十年方能攒这笔钱。更要命的是，还得有车有房。这就难怪好些男人成为“单身狗”了，真心娶不起啊。女人是绝不愁嫁的，即便是离异妇女再婚，也是张口就要八万八的彩礼……
这个时空倒是反过来了，男人不愁娶，老光棍绝无仅有。究其根由，还是因为战祸。
战国时期，要求女子在十五岁之前便要嫁出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规定女子十二岁便要出嫁，大昌则要求女子需要在十四岁时嫁出去。杜牧作诗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此时早已嫁作他人妇。
汉高祖刘邦时曾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生了孩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徭役。惠帝在位时又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不嫁，五算”。算指的是算赋，汉朝时正常该年龄段的人每年只交一算，即120钱，而该法令出台后，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未婚女子则要交正常五倍的算赋，这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迫于高额算赋而早早的将女儿出嫁。
《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太祖时律令曰：“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5岁若还没有嫁人，那么不光她自己要遭受惩罚，甚至连累家人与她受罪，将面临被判入狱等惩罚
仁宗朝时甚至颁布了“养胎令”——怀孕时期的女子能够获得补贴，甚至贫穷家庭还能够减免赋税。
到了理宗朝时稍好些，规定男十六、女十四可婚配。
早婚，乃是大势所趋，而这“势”则是缘于人口增长的需求。
秦朝时全国总人口大约有两千万，但经历秦末天下大乱后，全国人口损失惨重。史载“方之六国，无损其二”，《汉书》也说“汉初，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所以到了汉初，全国人口仅约有一千五百万，并且此时新生的汉帝国国力凋敝，经济残破，“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最重要的是，汉代的税收主要是租、赋，租指地租，赋是人头税，这两项都和人口有密切联系，并且汉朝轻地租而重人头，所以恢复经济的首要前提是要恢复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视且鼓励早婚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本朝中早期也遇此难关，自是不允许“晚婚”，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方大大缓解，但仍是鼓励早婚早育。人多力量大嘛，并非是民间百姓的愚言妄语，王朝政权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期获取足够的生产力。
是以，只要不是上无片瓦遮身、中无凉水裹腹的、下无田地谋生的“三无男人”，绝大多数男人在二十岁之前便会娶妻生子。
似冯过这等高富帅，原本就是“一家有子百家求”，及至得了秀才功名，家里的门槛还不让媒人给踩破？
于冯沈者，便是痛并快乐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