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二月廿七日，鼎州武陵乡民钟相在家乡武陵县天子岗树起起义大旗，定国号为楚，改年号“天载”，自为楚王。洞庭湖周围郡州县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不到一月，起义军占领湘阴、华容等十九个县，义军规模迅速发展到四十万之众。

朝野震惊，乃任命团练使孔彦舟担任“捉杀使”平乱。

“义军”包围鼎州，不断打击溃兵孔彦舟部。孔彦舟物色了一批奸细，以“入法”为名打进“义军”内部进行破坏，同时又大造舆论，唱着“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的歌谣，以麻痹“义军”。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突然派兵袭击钟相，里应外合，占领了起义军大寨，钟相父子突围后，在一个山谷里为地方武装所俘，解送途中被杀害于潭州攸县。

——冯过：圣公啊，你们这是去投靠了个寂寞吧，“天大圣”也太不给力了呀，就撑了一个月？你们连“满月酒”都赶不上趟啦。哦，没关系，还有杨幺。正所谓：杀了钟老爷，还有杨季太。

秀才们争论的是“捉杀使”孔彦舟的功过得失：有人说其旬日之间能擒杀罪魁祸首已是大功，可重赏；有人说除恶务尽，斩草须除根，孔彦舟虽然捕杀了钟相，却放任叛军继续为乱乃至声势更大，治标不治本，这种剑走偏锋于局势无益而有害，何来功劳可言？

这种批评的声音不无道理，钟相死后，又有杨幺者，联络龙阳之夏诚、杨钦、杨广及慈利陈寓信、松滋李合戎、澧阳英宣等数十名首领，继举反旗，集结八万“起义”将士，伐木为船，垒土成寨，坚持战斗。沿湖一带，寨栅林立，风帆栉次，农民军声威复振。

杨幺本名杨太，出身于鼎州龙阳县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因为杨太年少，楚人谓幼为幺，故曰杨幺。杨幺自幼聪颖伶俐，上过两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随父亲给船主当雇工。

钟相殒后，杨幺与其他“义军”将领挺身而出，迅速在龙阳建立起一个新的据点，其被推为“义军”领袖。

他根据洞庭湖地区的特点，采取了“陆耕水战”的斗争方针。陆耕，就是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在陆上耕种，为“义军”提供物质保障；水战，就是当官兵来进攻时，就在洞庭湖上以水战打击官兵。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训练水军，修筑水寨，以御来敌。

五月初，朝廷委程昌寓为鼎、澧州镇抚使、兼鼎州知府，镇压杨幺起义军，被截击，仅以身免。“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及督料匠手高宣，并为所用，在各水寨大造车船。战船高两三层楼，可容纳近千人。舱内装车轮，踏车击水，往来飞快。又设拍竿，长十余丈，上放巨石，下安辘轳，顶系绳索，遇敌船近，一拉绳索，便可飞石击船。更添木老鸦、鱼叉、弩拿子等投掷武器和长兵器，使官船无法接近。农民军踏动车船沿湖作战，势力伸向环湖各州县。

此时，关于钟、杨叛乱之事已是传的沸沸扬扬，民间甚至有演义传奇的版本流出，而在官方、学者看来，钟相、杨幺起义与历史上其他的农民叛乱有很大不同。

首先，这次叛乱的指导思想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如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来源于摩尼教，对贫苦百姓极具吸引力。其次，杨幺乱军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其他农民作乱大多是流寇模式，也就是流动作战，靠四处劫掠地主财富来维持生存。而杨幺乱军实行“陆耕水战”的耕战模式，亦兵亦农，战时杀敌，闲时耕作，自给自足。他们利用河湖港汊的地理条件，修建了大量水寨，每个水寨为一个作战和耕作单位，战时各水寨协同作战。第三，杨幺乱军注重技术创新，喜欢用一些新式作战装备来对付官军，令官军无可奈何。如车船可快速前行，且可进可退。木老鸦则是用长三尺左右的木材削尖两端制成。因为车船都很高大，叛军居高临下，可用木老鸦投掷敌人，颇具威力。此外，叛军还使用机动灵活的海鳅船，与车船互相配合，取长补短。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种先进的战舰，居然是官军最先制造出来的。五月，鼎澧路镇抚使程昌寓受命镇压杨幺乱军。程昌寓于是请都水监（掌管舟船及水运事务的机构）都料匠（营造师）高宣赶造车船，先后造出了八车、二十车、二十三车的车船，能载两三百人。车船造好后，程昌寓派水军攻打起乱军水寨。谁知在首次交战中，江水忽然退潮，不仅车船搁浅，连高宣都成了俘虏。此后，高宣替杨幺乱军造船。在官军车船的基础上，高宣不断改进和创新，打造出了装备更为精良的车船。如杨幺的二十囚车大楼船，可载千余人，在水战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官军曾试图仿造杨幺乱军的车船，但没有成功。

这些事官方自不会透露出来打自己的脸，但在民间却是有了以讹传讹的各种演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