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织女”、“牵牛”二词见诸文字，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大东》篇。诗中的织女、牵牛只是天上两个星座的名称，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东汉时期，无名氏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迢迢牵牛星》，从中可以看出，牵牛、织女已是一对相互倾慕的恋人，不过诗中还没有认定他们是夫妻。

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称牛郎、织女为夫妇的，应是南北朝时期梁代的肖统编纂的《文选》，其中有一篇《洛神赋》的注释中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和七夕相会的情节，已经初具规模了，由天上的两颗星宿，发展成为夫妻。但在古人的想像中，天上的夫妇和人间的夫妇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故事中还没有什么悲剧色彩。

至于为什么牵牛、织女要在“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呢？原文未交代。据后世推测，可能一方面是每年七月夜间的星辰在天空最为明亮，牵牛、织女二星相距较近；另一方面，七月七日是当时民间风俗“乞巧”的日子，而劳动人民都把织女当作劳动能手，因此能在“十日之内，织娟百匹”，便向她“乞巧”。于是，人们就把牛郎织女故事和民间习俗揉合到一起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故事在继续丰富和发展。在《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一会。”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到此，就起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牛郎织女婚后贪图享乐，“废织衽”，因而激怒了天帝，受到惩罚。这便给故事带来了悲剧气氛。

为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冯过决定给这神话故事再蒙上更为浓烈的悲剧色彩。作为文化搬运工的他再度施展文抄大法，将那个时空明代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付梓于《信江杂志报》。呃，字数不够，没法给“吉阳书局”印刷成册。另一方面，又写成白话文让应素白排演。

对于他的“不务正业”，别人除了“流弊”之外还能说什么？饶城的戏迷们又有眼福了呢，真要细论，他完全当得上信州娱乐圈教父之称。

对于资南嘉和董小宛这种才女而言，话本小说只是无聊消遣，诗词美文方有致命诱惑力。满满的少女心，自是最清馨浪漫的年纪。

是以，当读到那阕《鹊桥仙》时，她们俱是痴了。

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讲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的句子杀伤力确是强大，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注定会留传千古。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燕歌行》、《辛未七夕》等等。楚定等词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辞造句各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冯过此词堪称独出机抒，立意高远。

这样的词又岂止是令资南嘉与董小宛痴迷，一问世便在最短的时间传唱开来，秦楼楚馆瓦舍歌坊无不在演绎此曲，真可谓全城尽唱《鹊桥仙》。

而造成如此轰动场面的始作俑者却并非是冯过，而是冯迅。

若非必要，冯过不会在文抄公一条道上走到黑，以他前世的国学功底及二十年的工作历练再加上这二年来的苦读，即便不作弊，也大概率能通过乡试。至于诗词，毕竟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说穿了是文字游戏，他倒是能依葫芦画瓢的写一写，却不热衷于此，倒是很愿意写写字。墨香余韵，可以静心养性陶冶情操。许是心境开阔，他的书法突飞猛进，“董体”已渐趋大成，平日里极少临摹字帖，而是想着写什么便写什么。有时是一两句诗，有时是三两行“金句”，性之所致，往往是前言不搭后语，即便有人看了也是云里雾里，但偶尔也会写完整的诗词。大多是写完即焚的，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才保存了下来。譬如这阕《鹊桥仙》。

能随意出入他那间名为“品涩居”的书室的冯迅恰巧见到了此词，心里嘀咕着“明珠暗投”，便悄悄的拿了出来，又献宝似的转手就让资南嘉和董小宛“品鉴一二”，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小妮子为何会有此番操作，那便不得不说有其母必有其女了。冯沈氏是恨不得长得俊的小娘子都让过儿给收了，冯迅亦然。毕竟，资、董二姝待她可好着呢，她自然得谋划着将她们都变成“大嫂”。至于应素白就差了些，就知道排戏唱戏，没有一点眼力见，想进冯家门可就“路漫漫其修远兮”喽。还有方兰芝，诶，好像是“侠女”呢，似乎也可以是“大嫂”，试试看可不可行。

迅哥儿生性活泼，与性格爽朗的方兰芝勉强算是一路人。这不，七夕那天，二人偷偷摸摸的喝了点谷烧酒，便醉态可掬，甚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