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担心所录非人。考官的自我约束还表现在担心士子文不如人。如主持嘉靖十九年江西乡试、嘉靖二十五年广东乡试的泰和知县萧万斛就意识到，科举以文取士，考官以文观人，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文如其人，如陆贽得韩愈，欧阳修得苏轼、苏辙；一是文饰其人，有的人“躁而词庄，贪而词介，暴而词温，懦而词劲，冥而词昭，是将循奚道以决之”，担心以文取人，会不会出现人和文判若云泥的情况呢？所以，多数考官秉持荐贤为国的公心，不敢玩忽。

三是重视自己的声誉，阅录认真严谨，能积极主动、及时发现问题，珍惜自己的名誉，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取才，工作严谨细致。

本科江西乡试录中，李格非令每篇题目下，注写考生姓名、同考官“阅荐”、正考官“批语”等字样，公之于众，可为“贤书”。如此一来，考官之公与不公，录中士子之贤与不贤，不仅白纸黑字，而且有待乎将来之验证，即“名与实符，文与事合”，乃冀此有裨于国家，有光于科目，有重于乡国。

总而言之，他这位主考官是尽心尽责的，也问心无愧。

当然，从冯过处得了一阙中秋节，于他更是意外收获，这样足以传世的词即便是不好此道的他也是叹为观止。自己乃是第一个读者哩，与有荣焉。

末了，他不忘叮嘱勉励一番，告诫冯过切莫懈怠，虽已是江西解元，来年春闱亦是大意不得，届时南方士子云集南京，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万一有个差池，落榜亦非绝不可能之事。

冯过自是表示谨记在心不敢或忘。

这并非是他胡乱晋敷衍座师，而是如假包换的真心话。

是时科举分南北榜，北榜占四成，南榜六成，会试后共赴汴京参加殿试，而南榜士子质量更是远胜北榜士子。

大定立国之初，江西进士录取量占全国首位，甚至有“江西内阁”之称，一时间，台阁重臣皆是江西人——杨士奇，解缙，胡广，金幼孜。

太宗后，浙江以其丰厚的人文底蕴、秦楚以来奠基的理学传统，很快就在科举的成功上超过江西。王阳明的横空出世，更是激励了浙东几府的进士读书上进。到了仁宗朝，浙江已经牢牢树立起全国的卓越地位，人文荟萃，藏书领先，成为学术的重心。绍兴、宁波、嘉兴三府科甲鼎盛，更有了“绍兴师爷”之说——人才过剩，做不了官，只好去做师爷了。

神宗以后，更加富裕、资源更为充沛的江苏终究取代了浙江，以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全国科甲鼎盛第一之省。谢肇淛《五杂组》以一个福建人的视角看全国，得出了“三吴赋税之重甲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的结论。朝中习惯按登科年限、座主和地域结党，江苏出身的进士结党夥矣，“东林党”、“昆党”已初具雏形——仅凭书院和州县关系就可连结成党，足见江苏科甲之鼎盛。即便刨除家族地域“请托”、舞弊之成分，江苏的科举成就在此时也无人可以比隆。

此外，还有在哲宗、英宗、明宗朝时科举风光无限的福建省，堪称其时第一考试省，不仅上榜人数最多，占据了大约全国进士的四分之一，还曾经创下了连续四届状元都是福建人的纪录，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龙门一半在闽川”。

浙江、江苏、江西、福建，此四省是为科举强省，几乎垄断了大定近六科会试的状元，进士人数比例近七成，历届南京会试竞争激烈，不乏解元落第者。

此时距下科会试不足半年，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李格非自是相信冯过定能赴东京殿试的，届时囡囡见着“偶像”想必很高兴的吧……咦，我怎么又想着这事了？

天下没不散的宴席，九月二十日，李格非偕同考官共同返京，冯过等也决定返乡。

想到乡试捷报已送至家里，家人定必是欣喜若狂的，念及于此，小伙伴们返乡之心愈发急切。

不过，世事难料，某些突发事件延缓了他们离开南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