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时空可是走向不同，方腊已殒，宋江可指不定还在哪犄角旮旯里呆着呢。

罢了，到时去看看呗。

瞧瞧，冯小七可真是自负，会试都还没开始呢就想着殿试，真以为江西解元就必过会试？唐寅的“光辉事迹”了解一下。

会试，才是士子穷极一生都想过而难过的最后一关，至于殿试则是不淘汰只评名次的。

乡试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受到录取名额的限制，其比例大致上是三十比一。本朝初，大多数省份的乡试录取名额是三十到五十人左右。时下东南二京增至百人乃至一百三十余人，其余各省则自四十到一百一十名不等，全国乡试录取名额达一千至一千一百余人。

中了举人也就取得了作官的资格，所以三十比一的录取比列，使得中举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正如冯过所“写”的《儒林外史》中所说，五十多岁的“范进中举”后，欢喜的发了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便是真实写照。

至于会试，貌似录取率更高些。乡试录取额为一千一百名至一千二百名，加上历届下榜及因故未能参加会试的举人，应试者约为一千五百名至二千名，会试录取定额三百人，录取率约为六比一。

但要晓得，这近两千名举人可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尖子生，个个都非善茬，除了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谁敢断言自己能被取中？

与乡试相比，会试仍是一般的程序，考试内容也都大同小异。科举取士，乃是这个时代最为行之有效的选官方法。

本朝建立不久，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正月，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师听候授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文华殿学习。连考三年后，太祖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多是“后生少年”，他们只会写文章，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二月决定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送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停止了十年。但是，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而且滥，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最多的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长此下去，将无官可授，而且被荐举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经过比较，太祖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定科举成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荐举、科举两途并用。永乐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一途“久且废不用矣。”

大定百五十年，共取进士千余名，除却太祖朝，自太宗始，内阁辅臣皆是经六级科举而选，文臣权力乃有史以来最盛。

读书人，即便不想步入仕途，但也想藉此改变门庭或实现自我价值。十年寒窗？哪有这么一帆风顺，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一朝成名？这才是终极目标。

二月初四，冯过一行顺利到达金陵城。

举人赴京赶考，一般而言是无人敢冲撞的，他们皆“官给禀传送礼部会试”，即由各地官府提供食宿费用和交通工具。

举人在出发前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看吧，这就是读书的好处。

读书无用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伪命题，且都是些不爱读书甚或不会读书之人的谬论。读书，始终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