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翰林官基本都会充任春坊大学士，继而入内阁成为辅臣。正五品？不可以官衔高低度之矣。

当然，户部右侍郎也是实权职位。六部中吏部为首，户部次之，之后是礼、兵、刑、工六部。内阁大学士往往是兼任六部中某部尚书或者某部侍郎。虽然有内阁辖制，但是原则上，本朝的六部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乃是大定文官实权职位的最高品级。但在侍郎之上还有左侍郎、尚书，内阁才那么三、四人，排资论辈之下，他这户部右侍郎想入阁那是千难万难，怎么也得熬个十几二十年。

但杨廷和不同，若无意外，他十年之内必入阁，可谓是大步走在百官升迁的最前头。

嗯，他也有大佬撑腰的，内阁三辅苏辙便是。无他，蜀党也，他亦是成都府人。

黄潜善蛰伏二年，韬光养晦，一直筹谋着东山再起，此次便是大好良机——若是举荐出几位高排名的进士，他这房师可不止脸上有光，更是日后的政治资本，可为臂助也。

原本，乡试、会试时有巡绰官负责巡查管理号房，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在内帘门口接洽。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变更，内帘官有时也会巡查考官，毕竟每个号舍前都有号军，众目睽睽之下也做不得手脚。至于在试文中通关节，屡禁不止，不提也罢。

好巧不巧的是，他走到冯过号舍时，见是一个俊俏的不像话的少年埋头答题，颜值胜于一切嘛，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看了一眼，这一看可就走不动道了，首先当然是那字体，冲击力太大了。

永乐时，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名重朝野，乃至片纸千金，上有好，下必甚焉，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名为“台阁体”。

“台阁”一词在汉朝时指尚书台。东汉光武帝始设尚书台，综理政务，是国家中央机构，昌楚后改为尚书省，从汉直到魏晋至楚都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其后，“台阁”成为中央政府机构的泛指，是一个大概的范畴，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至大定恢复昌制设中书省，建立内阁，因此内阁便可称为大定之“台阁”。

原本“台阁”作为机构代称与大定书法是并无关系的，在书法史上当时也并未出现“台阁体”，与之相关的是另一个名称“馆阁体”。“馆阁”并不同于“台阁”，“馆阁体”在书法史上通常被理解为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以“乌、方、光”为主要特征的官方通用字体。

“馆阁”之称源于大昌，昌末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掌图书史籍的编纂之事，称为“三馆”，又辟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为图书经籍和历代御制典籍收藏之所，后将“三馆”与“秘阁”合并，统称馆阁。

洪武十五年，始仿昌制置殿阁大学士，有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建极殿（旧名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名，置学士或大学士，以其皆内庭，故总称为内阁大学士、大学士。”所以大定内阁是仿昌制而产生的，本质上已经不是中央政府机构，它不具备政治职能。因此大定内阁从广义上区分应该属于“馆阁”范畴而非台阁。

又重置翰林院，也称馆阁。馆阁体被定义为“匀圆饱满”的楷书，后约定俗成专指这种官员书法。但是这种专指也是一种泛指，广义上指自昌以来宫廷书家所形成相近风格的书体，是中性词；狭义上指昌末以后僵化呆板的馆阁应制之书，是贬义词。

台阁体书法不同于普通书吏的书法不单是职位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学养方面的原因，台阁体诗文中端雅、婉丽的气象侧面影响了台阁体书风的形成。由此台阁体书法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带有审美意味的书法风格。

馆阁体讲究黑、密、方、紧，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在科举试场上，使用这种书体会令作品加分不少，后来由于用此种书体太多遂成必学书体。

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个性。

近十余年来，士人书家对于风格形式上的探索更加不拘一格，“台阁体书法”已然成为机械化书写，艺术价值几近全无。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昌，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当今书坛主流。

穷则变变则通，书法亦是如此。只是，书坛自魏晋昌楚的鼎盛期后，到了本朝虽也有书法大家，但皆垂垂老矣，书法传承明显出现了断层。有志之士莫不哀叹书法自此没落衰败也，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已发展到了瓶颈，想突破谈何容易？

冯过的横空出世似是给书坛打了针强心剂，十几岁的少年郎集前贤之长融会贯通而独树一帜，单就一个“新”字便已足够自成一家。他的字罕有流传出来的，这反而增添了神秘感，物以稀为贵嘛，“改之体”倒成了书坛的风向标，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探讨，最后定性为：出入晋唐，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