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大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对于大定文人来说，佛教几乎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在孩提时代，他们就开始接触佛教，他们会经常听到亲人们在唱诵佛经，或者是和父母一起去寺院烧香。在求学阶段，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佛寺里准备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通常要远赴他乡，在此期间他们可能会寄宿在佛寺里，并向僧人卜问前程。有时候，科举考试也会被安排在寺院进行。

寺院往往给人一种稳定恒常的感觉。很多寺院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周边极少有建筑可以和它们的长寿相提并论。尽管曾经的动荡对佛寺造成了很大损害，有些寺院甚至已是不能恢复了，但对于大定人来说，却感觉不到佛教有中断。戒律的森严、环境的简陋，以及僧人持之以恒的毅力，都赢得了士大夫的敬重。

受科举制度和朝廷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士大夫的仕途生涯在各种戏剧性的突发事件中有可能遂意，也有可能不成功。此外，士大夫也看到世道在变化，比如频繁的战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不断增长的金钱力量，等等。总之，相比于他们所看到的各种物事的无常，寺院则代表着恒常不变。

佛教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它和寺院之外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也更为密切。很多文士也常常通过写作佛教相关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寺院、碑文背后是宏大的时代和具体的生活，佛教远没有被推到文化的边缘，而是融入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虽然今上崇宁帝信仰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重提“夷夏之辨”，更传出他私底下称佛教属于“胡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之害，故不可不革”。但佛教已然世俗化，由于政治黑暗，许多知识分子往往到佛教中寻求心理的平衡与安慰，士大夫阶层绝大多数皆是禅宗拥趸，又哪里是说“废”就可“废”的。

况且，佛教更是主动向统治思想儒学靠拢，力图成为儒学不可缺少的补充。嵩契说明：“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此后，儒以修身治国，释以治心，几乎成为佛教处理儒释关系的定式，成为佛教依附儒学的重要理论。

譬如《禅苑清规》就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的口号。此后寺院上香祝辞，都是首先恭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国祚延绵，其次祝文武官员常居禄位。如此等等，佛教已经完全成为王权的附庸。

常佶即便被道教彻底洗了脑，也不好无端端的向舔狗挥刀吧。

李格非是彻头彻尾的文人，自是信佛的，听了冯过那番话，忍不住拊掌称赞。

在此处遇见乡试座师，冯过几个自是惊喜不已，慌忙上前行礼。

冯过的注意力却在与李格非同行的三个花季少女身上，至于另一个与李格非年龄相仿的儒生则暂时被他忽略了。

那三位少女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二、三岁，姿容不一，但皆明眸皓齿、袅袅婷婷，委实养眼。

李格非乍遇得意门生，喜形于色，笑盈盈的为双方介绍。

那位儒士却是他的内弟，唤作王仲岏，三个少女一个是他的女儿、另外两个则是王仲岏的闺女和孙女。

哇塞，冯过感觉不咋样，徐元杰与刘几又忙不迭的向王仲岏再次长揖，搞得冯过不得不一起行礼。

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乃是敬重王仲岏非止有个好爹，还有个好女婿。

嗯，投胎是门技术活，有些人一出生就是官二代、富二代，天生就占优势，譬如这王仲岏就有个好爹：王珪。

先来普及一下大定这个高官层的“朋友圈”：

王珪有四个女儿，其中长女嫁给了李格非。王珪还有五个儿子：仲修、仲山、仲嶷、仲岏和仲煜。仲岏有两个女儿，也就是王珪的孙女，长女嫁给了蔡京。王珪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晁端友，生下了一个儿子晁补之，就是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那个晁补之。晁补之的姑姑嫁给了曾巩。曾巩与王安石家关系很好，两家世代结亲，王安石有一个弟弟叫王安国，娶了曾巩的妹妹。而蔡京与王安石又有关系，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的女儿。

王珪，当了十六年首辅；王安石，是神宗时期的首辅，主持变法；蔡京，是崇宁朝首辅；曾巩，虽然没有当过宰相，只担任过知州一类的职务，但是他的弟弟曾布，也担任过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