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少部分选择第一时间外放的新科进士外除知州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推官或者知县。有背景靠山的赴富庶的上县为官倒算是美差，无人脉关系的只能去贫瘠下县熬资历了，很难做出政绩。

大定的“府”有京府与非京府之别，一般府之长官称知府，唯开封、江宁两“京府”之长官皆称府尹。为正四品官。府官掌一府之行政、教化、钱粮、治安。州：“州”之长官，称知州，品秩为从五品，州有大小，有直隶、属州之别。大的“直隶州”为直隶于省之州，地位与“府”相同；小的“属州”，属府管辖，地位与“县”相同。县：“县”之长官称知县，为七品官。府、州、县之行政体系与职务，大致与秦楚相同。

“府”、“州”、“县”虽在布政使司之下，实系地方之基层行政组织，与“布政使司”介于监察行政之间者不同。

另，大定并改楚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而县则按缴纳田赋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六万石到十万石的为上县，三万石到六万石的为中县，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县衙一般为七品，少数县粮特别多的或地位特殊的为六品甚至五品。

下县多在偏远地区，虽说天高皇帝远，但往往会成为被上司乃至朝廷遗忘的角落，蹉跎颓废是难免的，升迁是千难万难，有个灾祸什么的第一时间被推出来问罪以儆效尤。可以这么说，去下县为官，早晚会认命，成为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的庸俗之辈。

可在京候缺补官，也多半不能如意，难哪。

本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余名，自是不可能悉数共聚。事实上，自打入京，贡士们便开始“拉帮结派”，进出于各大会馆，仿似泾渭分明。

此乃大势所趋，倒非是矫情，即所谓乡党者也。

周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泛指家乡，此时“乡党”则指乡亲、同乡。

“结党营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官吏结成朋党、帮伙、派系、集团，谋取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结党后，成员互相倚恃，彼此回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利益共同体。其间各种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虽不是严密的组织，但粘合性很强，外力不易撼动。

那么，结党以什么为纽带？血亲、戚族、同乡、门生、故吏、同学、同年、友朋，都可作为纽带。血亲、戚族纽带当然最牢固，但结党的范围不大。门生、故吏、同学、同年之类作为结党纽带，虽具有韧性，但结党的范围也不大。同乡纽带，旧称“乡谊”，作为结党纽带则既比较牢固，结党范围也往往较大。乡谊有疏密的差别，越是小同乡，纠合越易紧密。

以乡谊结成朋党、帮伙等，是一种官场常态，是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考其历史，可以溯至古远的时代。例如，曹魏时有汝颍集团、谯沛集团，大定有洛党、蜀党、朔党，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苏轼、吕陶都是四川人，故称“蜀党”或“川党”；而“洛党”则以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吊丧当日，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礼，进行大赦，于是群臣往贺。然后再去祭吊司马光，然而程颐认为“庆吊不同日”，于是苏轼和苏辙只好半道折返，苏轼说道：“鏖糟陂里叔孙通也。”，意思是指程颐犹如汉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孙通。

有一次是定太祖忌日，在相国寺祈祷，程颐让僧人准备素食，苏轼取笑他说：“正叔(程颐字)不好佛，胡为食素”，程颐道：“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然而苏轼则认为完全不必要，于是让准备荤食，并且开玩笑说“为刘氏者左袒!”，效仿汉代针对吕后的典故，于是程颐同其弟子范淳夫等食素，而苏轼和秦观、黄庭坚等食肉，两派对立，从此开始。

其后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