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其务实，是因为中华朝在建立之初就本着商人“物尽其用”的原则设立了一套比之前几个朝代都要简练的行政体系。其中光是言官与诸多礼仪性官职的删减。就极大的精简了天朝臃肿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对于中华朝来说这些具有“天朝特色”官职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过时品。正如曾经被统治者视为监视百官的耳目的“言官”而今已经为议会与报纸所取代。而中华朝亦不再需要通过天朝烦琐而又慷慨的礼数来使外夷归化。

行政、司法、外交结构的巨大变动所带来的自然是“政治游戏规则”的变更。对于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僚来说。在尚未完全吃透新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轻易的尝试政治投机。不过这也是仅就行政系统而言。须知政客本就是这世界上最善于钻营的人物。当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别处挖一扇窗来。当意识到凭借传统的党争手段已经难以在新制度下讨得便宜。那些帝国朝野间的风云人物们很快就将阵地转移到了相比朝堂而言更为宽松的国会之上。并再一次的如鱼得水起来。

当然政治投机活动阵地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衙门里的“官老爷们”肯就此安安份份的做一枚帝国行政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官员普遍都对政治活动有着强烈的宿求。他们需要轰轰烈烈的表演舞台。需要引起天下人的注意。需要得到皇帝的常识。特别是在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看来默默无闻的一直工作到退休的生活根本与流放没什么差别。而这种情绪在不少年轻官吏的身上更是带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朝廷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

就这一点来说。姚启圣无疑是弘武十五年最令人羡慕的青年官吏。由于其被首相黄宗羲推荐并任命为观察使专职负责监督《股例》在京畿、江南等地试行状况。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这位弘武五年的状元郎俨然已经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而对相关地区的地方官员来说。这位从京师来的姚大人与其说是朝廷威严的象征。不如说是令人垂涎的机遇的代名词。

话说姚启圣来到松江府时已是早春二月的时节了。在此之前他在京师刚刚度过了出仕十年来最为繁忙的一个新年。去年岁末《股例》的颁布给整个京畿的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惊慌失措之下不少毫无底气的股票纷纷落马。卷款潜逃之类的闹剧自然也是时有发生。这期间司法院与京师警备府固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观察使的姚启圣亦得紧随左右认真调查。不过虽然没能陪家人过个团圆的新年。但姚启圣的辛勤努力还是为其在官场上博得了不菲的清名。此外在京师办理的一系列案件也算是他为自己南下地方进行的热身活动。

率领松江府官员为姚启圣接风的乃是松江知府应廷吉。曾经出任上海知县的应廷吉无论是在品级上，还是在资历上都高于姚启圣。不过就算是如此。这位应知府在这位比自己小上十岁的钦差面前还是表现得极为的恭敬。却见他一见姚启圣从马车上下来。便立即上前深深的做了个揖道：“松江知府应廷吉见过姚大人。”

给应廷吉大庭广众的这么一拜姚启圣心中顿觉有些尴尬。毕竟论品级自己不能同堂堂的松江知府相提并论。姚启圣虽然年纪不大，可也算是在官场混了十年的人。于是他跟着也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拱手回礼道：“应大人，何需行此大礼。真是折煞下官了。”

眼见对方身负朝廷重任却丝毫没有持骄嗜宠的意思。应廷吉在感叹朝廷知人善命的同时，亦在心中暗自提高了警惕。其实姚启圣若是一上来就大摆官威，或是做出一副洁身自好的模样。应廷吉心里或许还能有些谱，可对方此刻却偏偏是亮出了一副低姿态。这在应廷吉多年为官的经验来看可不是一个好兆头。想到这里他便依旧态度谦和的向对方说道：“姚大人，此次身负朝廷重命前来松江监察《股例》试行一事。我等身为地方官员配合大人办差乃是职责所在。所以大人请放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面对应廷吉一副水火不侵的架势。此刻的姚启圣也在心中暗自赞叹这位应知府果然名不虚传。须知应廷吉这批官僚大多都是前朝隆武年间出仕的。事逢两朝更迭。加之中华朝在体制上又与传统的天朝体制有着不小的差别。因此在这一辈的官僚之中能适应新体制的人并不多。然而应廷吉却是其中少有的一个特例。在上海出任知县期间他并没有像他的那些同窗那样大摆官威同地方上的议会闹得不可开交。相反应廷吉一直以来都对议会尊敬有加，甚至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可以用唯唯诺诺来形容。不过不管朋友、同僚如何嘲笑应廷吉对议会畏惧如虎。至少应廷吉能升到而今的位置同其在议会的口碑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事先就已经调查过对方背景的姚启圣此刻见到本人更是加深了对其的印象。只见他跟着便坦然笑道：“哪里，哪里，下官不过是奉命前来观察《股例》的试行。一切还得多多仰仗大人的帮忙才行。”

“姚大人，真是客气了。您瞧这天色也已经不早了。在下在城内已置办下了一桌酒席，不如大人先行入席如何？”应廷吉打着哈哈邀请道。

姚启圣听罢也不推辞，直接拱手应和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