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九节

郗虑和赵松立时明白了李玮的意思。昨天太学发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无法拒绝的建议。但这位丞相大人可不会如此慷慨，他现在正挣扎在改制的旋涡里，以他行事的一贯风格，他巩固新经地位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从改制旋涡里摆脱出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目的。

郗虑和赵松忐忑不安，担心老师郑玄被李玮利用了。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而李玮以弱冠之龄追随大将军征伐西海，久历官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早在十几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万万不能轻率答应，以致害了老师和新经。

李玮微微一笑，对两人的谨慎和担忧不以为意。

“昨天，向大师发难的是高堂隆。”李玮慢条斯理地说道，“高堂隆是什么人？他是泰山平阳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高堂生，其家传《礼》学，历代都有人出任太学博士，乃青州世宗。高堂隆的老师是谁？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邮。有次薛悌和都尉发生争执，此人一怒拔剑，要杀泰山都尉，后来因为此事遭到弹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谋逆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解职归家。”

“高堂隆发难后，响应者很多，而新经学派的崔琰、赵商、公孙方、王基，还有两位大人……”李玮手指郗虑和赵松，“你们都是大师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奋力驳斥。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对手是谁？”

郗虑和赵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率先响应高堂隆的是王朗、华歆、宋衷、颖容、王凯和董访。”李玮看到两人都不说话，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王朗是徐州东海人，他以”通经“闻名于世。他的老师是杨赐，就是太傅杨彪的父亲。华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师也是杨赐。宋衷是颖川人，和水镜先生司马德操齐名，以研习《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扬雄所作，兼采儒、道和阴阳），他的老师是杨赐。颖容是豫州陈国人，他师从杨赐。董昭、董访兄弟的老师也是杨赐，而两人上次能逃脱张邈、孔融谋逆案的牵连和杨彪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王凯是兖州山阳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畅，其父是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老师是杨彪。”

李玮说完后，笑吟吟地望着郗虑和赵松。两人暗自惊骇，寒意层生。李玮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对付杨彪了，要打击以杨彪为首的关洛士人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对付太傅大人？”李玮似乎看破了他们的心思，捻须而笑。

两人愣然。难道不是？

“新经是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因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顾两种经学的优点，同时也要照顾到两种经学的缺点，这就难免遭人诟病。”

李玮犹豫了半晌，后边话没有说。他身份特殊，说话份量重，对经学不能随意评价，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郗虑和赵松很想知道李玮对新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朝廷国策的修订，关系到新经地位，所以两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书房的门。赵松抢先说道：“大人，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话，说到哪算到哪，出门就忘，绝对不传出去。”

李玮笑笑，想了片刻，继续说道：“新经能够成为官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需要。”

两百年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对于打破师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因为研习者少，学习者就要广泛求师。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著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这种混淆家法的做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著的便是《易》学。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今古文经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古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的父亲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杨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岐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 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思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伤民，民乐其亡，以挺服强，仁与不仁也。”

赵岐老大人对这些治国观念的重视，无疑是基于自己对大汉陷入重重危机的深切感受，是想借助《孟子》的治国理念，唤醒儒士们对早期儒家“人本”思想的关注，复兴这种有利于社稷和百姓的治国理念。

综观《孟子》的核心理念，无疑就是“民贵君轻”，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而这正是当前的大汉所迫切需要的。

本朝国策一直建立于儒家的经理道德之上，李玮此刻提出纯儒学，重建儒家伦理，很显然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完成改制，确保大汉中兴的成功和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重建儒家伦理的方向无疑就是《孟子》的“民本”理念。

李玮伸手拍了拍案几上的《孟子章句》，郑重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儒家伦理的构建方向符合大汉的利益。”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一前一后走进了丞相府。

“大将军到了河西吗？”李玮把两人请进书房，笑着问道。

张燕抬头看了看他。“你身体好些了？”

“太累就歇几天。”徐荣关心地说道，“你一旦躺倒，朝廷基本上就瘫痪了。改制的事不要急，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

李玮感激地笑笑，摇摇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这么大一堆，难道还撑不下去？”

“陛下和大将军已经到了武威，马上就要到亦不剌山了。”张燕说道，“大将军回信说，北疆平叛的事可以拖到七月，就是大漠雨季结束之后。这段时间，他先让阎柔将军带着军队赶到河套一带会合大单于刘豹、右贤王刘冥，然后陈兵于云中，威胁扶罗韩。”

“陛下呢？他是和阎柔将军一起到云中吗？”李玮问道。

“大将军说，他打算带着陛下到张掖、酒泉一带转转，让他看看玉门关、阳关，让他知道西域在哪。”徐荣笑道，“看样子，将来大将军有意让陛下亲自率军收复西域，打到葱岭了。”

“没钱打什么？”李玮没好气地说道，“他和陛下游山玩水，把我们丢在京城受罪，哪有半点兄弟之情？”

徐荣和张燕失声而笑。

贾逵和温恢抱着书简走了进来，分别递给了徐荣和张燕。这文卷是刚刚草拟的，墨迹尚未干透。两人看完之后，都有点疑惑。

“仲渊，太学闹起来了，无益于改制之策的商讨和制定。”徐荣说道，“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利益，是利益分配。”张燕把竹简放到案几上，“经学上的争论，儒家伦理的重建，并不能让他们从中受益。”

“对，两位大人说得对。”李玮笑道，“但经学各派为了从这场争论中受益，肯定要做出策略上的调整，尽可能让自己的治国理念迅速融入到国策中去，并从中受益。”

“现在呢？”徐荣把书简卷起来，举到了李玮面前，“现在我们等着经学争论的结果？”

“对，朝廷有原则，对官学，对经学，对儒学伦理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相信这场辩论很快就会有结果。”李玮非常肯定地说道，“但为了节省时间，朝廷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张燕笑了起来，“好，听你的，我们明天都到太学去。”接着他看看徐荣，“仲渊请我们来，当然不会是为了邀请我们，你看……”

徐荣皱皱眉，“长公主亲临太学，安全上的事……”

“我保证。”张燕笑道，“我亲自负责殿下的安全。”

三月二十六，长安，太学。

在朝廷的推波助澜下，太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辩论。

今、古文经学两派首先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但新经一派没有正面应招，而是虚晃一枪，把辩论方向引到了《周礼》上，挑起了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内讧。马丰和赵戬马上抛出了《孟子章句》，经学辩论的主题随即由儒家伦理转到了“纯儒学”上。

四月初七，经学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地儒士在老师、同窗、朋友的召唤下，日夜兼程赶到长安。

征西将军钟繇也急奏朝廷，请求返京参加这场经学盛事。长公主准奏，钟繇带着数十名颖川大儒、名士飞速进京。

此刻，朝廷发起的麒麟殿议政已经搁置，朝中大臣们大都被卷进了这场无休无止地经学辩议之中。

李玮有些焦头烂额了。

四月十二日，骠骑将军鲜于辅急奏朝廷，乌丸人能臣氐和修武卢合兵一处，攻打白鹿王鹿破风。鹿破风向鲜于辅和白山大单于楼麓求援。鲜于辅急调鲜于银、柯比熊、射虎、射缨彤等人率两万铁骑进入上谷郡，楼麓也出兵相助。

能臣氐、修武卢随即向扶罗韩、射隆求援。鲜卑人以此为借口，率军越过长城，杀进了上谷郡。现双方对峙于治水（即桑干河）南北两岸，暂时还处于调停阶段。

鲜于辅说，如果北征大军迟迟不能到达大漠，大战估计将很快爆发，恳求朝廷给个准确答复，以便我决定是否即刻发动攻击。

大司马徐荣急告鲜于辅，朝廷改制之事尚未解决，目前不宜进行决战。请设法拖延战事的爆发，适当时候可以满足鲜卑人的一些要求。

四月十五日，太傅杨彪、御史大大荀攸、廷尉卿陈群、大鸿胪袁耀、太常丞袁涣、征西将军钟繇、老臣杨奇、刘和、司马防、赵温等人聚在一起，商议应对之策。

经过半个多月的辩议，今文经学一派遭到了重创，现在经学的辩议主要是古文经学一派和新经一派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古文经学内部的辩论，把今文经学一派彻底踢出去了。这是辩经之前，今文经学一派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文经学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竟然败落到如此地步。

如果不是很多今文经学大儒都是兼学今古文经，估计现在太学里都看不到今文经学一派的儒士了。

哀叹之余，要即刻想出对策，以便救助研习今文经学的门生弟子和儒士们。

今文经学是大家的饭碗，现在今文经学败落到如此地步，饭碗也就砸了。经学争来争去，说到底，就是饭碗之争，就是生存之争。

如何生存？马上改学新经？那也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家法，几百年了，这个观念在门生弟子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叫他们突然丢掉学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今文经，怎么可能？没有一代人、两代人，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今文经学的儒士们很难改变观念。

过去北疆人一直打击其它派系，比如关洛士人就曾经很长时间得不到入仕的机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派系之争。自从新经成为官学后，研习今文经学的儒士们首当其冲，算是彻底丢掉了饭碗，这导致很多儒士迫于生计，不得不改学新经。但忠诚于今文经学的儒士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很多人如今一贫如洗，即使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也只能抱着竹简长吁短叹，无法一展抱负。

“我们即刻拟定一个选拔制度，代替朝廷现在实施的察举和乡评选拔制度。”杨彪说道，“这个新制度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以才能、道德为主，而不是以学习什么经学为主。新选拔制度的原则是唯才是举，这完全符合朝廷选拔人才的原则，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尽可能让今文经学的儒士们能够得到入仕的机会。现在朝廷的改制之策还没有最后议定，只要朝廷答应修改选拔制度，我们就让步，同意朝廷制定的一系列改制之策。”

众人眼前一亮，思路顿开。

“朝廷是支持新经的，只要新经大力改革，尽快从经文中把谶纬拿掉，古文经学一派还是输，所以他们肯定也支持选拔制度的修改。”老臣刘和高兴地说道，“只是，怎样改呢？把察举制度推翻了？”

“不用推翻，推翻重制，矛盾更大，还是尽力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问题，以断绝北疆人和新经儒士对选拔的控制和操纵。”荀攸摇手说道，“把选拔权一分为三，丞相府负责儒士品第的评定。尚书台负责监督和调节。中书监负责依状授官。各地具体负责乡评的官员也改由朝廷委派。这样通过各官署之间的制衡，将选举权完全收归朝廷，而皇权也能因此得到最有力的维护，一举多得。”

“扩大选拔对象，人才选拔的机会应该均等，有才能的庶民也可以入仕为官嘛。”钟繇说道，“如果朝廷和各地乡评能对所有儒士进行品评，真正做到唯才、唯德是举，那么此策完全可以去除察举制的弊端，对大汉中兴极为有利。”

众人连续讨论了一天一夜，然后由陈群、袁涣拟制了新的选拔制度，并征求多方意见。

四月二十日，以太傅杨彪为首的十一名大臣联名上奏，要求修改选拔制度，并呈递了以“九品中正制”代替“察举制”的奏章。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五十节

这份奏章此刻出现，目的很明显，门阀富豪们打算缓解与朝廷的矛盾，向朝廷的改制之策做出妥协。

长公主急召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尚书令田畴、中书监刘放议事。

“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对儒士，也就是官吏候补人进行的一种品评，通过对儒士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的考察，评定其人是否有资格入仕，是儒士入仕的资格评定。

专职品评人物的官员就是“中正”，中正综合考察了儒士的才能、道德等方面后，把儒士分为九品。这个九品分类，直接来源于班固大师的《汉书 古今人表》，不过稍稍作了一些改动而已。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评议结果上交丞相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自然就高，升迁也较快，而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很低，升迁也就很慢了。中正评议人物三年调整一次，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

这种选拔制度类似于地方品评、乡里清议。地方名士的品评由来已久，过去最有名的就是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

九品中正制和这种地方品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主持品评的不再是地方大儒名士，而是朝廷的官员，这样原来的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就被纳入了朝廷选举的范畴。原来由地方大儒名士控制的地方品评和乡论转为由朝廷直接控制了，这种原由私家控制的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随即取得了合法地位，大儒名士们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也因此得到了缓和。

李玮看完奏章全文后，发了半天呆。

他没有想到大儒名士们会来这一招。修改选拔制度，可谓釜底抽薪啊。十几年来，朝廷新政的推广和实施完全靠官吏，靠官吏对朝廷的忠诚和对新政的支持。官吏如果对新政进行抵触和消极对待，新政推广的难度随即骤然增大，更有半途而废甚至失败的危险。

当初北疆力推古文经学，勤王成功朝廷重建后，又以新经为官学，所有官吏几乎都是研习古文经学和新经的儒士，还有一部分是武人。如果以“九品中正制”代替“察举制”，那么研习今文经学的儒士将大量入任，治国理念和利益权势等等矛盾将更加剧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朝廷新政的推广和实施。

“察举制的弊端难道已经严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吗？”长公主皱眉问道，“新政实施后，我们在察举制之外大力推行乡评，已经弥补了官吏选拔的不足，为什么还要改？”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相视苦笑。

“殿下，之所以要改，是因为官学。”田畴解释道，“本朝的察举选拔有两个标准，一是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以儒取士；二是取士要考察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

“殿下，这个儒家可不是泛指各个经学派系，而是特指官学。过去官学是今文经学，现在官学是新经。也就是说，现在只有研习新经的儒士才有入仕的最基本资格。过去官学是今文经学的时候，很多研习古文经学的儒士为了出仕，只好兼采今古文经学，这也是古文经学儒士普遍师从两家大儒学习，轻视师法、家法的重要原因。”

“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唯才是举’，不管你是研习哪一派经学的儒士，不管你是研习琴棋书画的逸民，还是研习医学的庶民，只要你有才能，不问出身，一律都有被品评的资格。另外，它品评的内容也很少，主要是家世、才能和道德，而重点是才能。”

“至于考察家世，其实也是为了选才。本朝历经二十多年战乱，在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的高门，其所保留的经纶非常丰富，他们的子弟更容易学到本事，所以才有考察家世这一项。当然了，这种选拔考察，时间久了，同样会不可避免地重现察举制的弊端，也就是门阀世族的门生弟子故吏将遍及朝堂，权势之争将愈演愈烈。”

长公主明白了。

今文经学作为官学，前前后后大约三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研习今文经学的世家和儒士太多了，他们的人数和研习古文经学、新经的儒士们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儒士废寝忘食、勤奋研习，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生存，为了入仕，为了能光宗耀祖？断了这些儒士的生路，把这些儒士拒之于朝堂之外，显然不合时宜，是错误的，选拔制度必须要改。

“奏章中说，之所以要修改选拔制度，是因为察举制不堪，弊端太大，无益于大汉的中兴。”徐荣指着奏章说道，“他们还说，二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剧减，各地儒士大量侨寓他乡，察举制也已不再适用。所以，考虑到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的优点和传统，考虑到人口减少和儒士侨寓，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这样既有利于纠正本朝选拔人才标准的缺陷，重建公平公正，大量选拔人才，又有利于纠正门阀世族和大儒名士对人才评定及官吏选拔的操纵和控制，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徐荣连连摇头，“什么问题？还不是夺走了他们的饭碗？我看这事要慎重考虑，不能仓促做出决定，以免贻祸后世。本朝察举制走到今天，已经弊端层生，难道九品中正制就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州、郡设中正，这位中正是什么人？按照这个制度，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而且多由现任朝廷大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换句话说，就是大儒名士，而且还是各州郡的大儒名士。这样一来，私家操纵的乡评变成了朝廷主持的品第，而这样的朝廷的品第显然不会危害到门阀世族的私利。朝廷看上去是控制了选拔，但其实是门阀世族控制了选拔。”

“朝廷和门阀世族在选拔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虽然因此大大缓和了，但结果是什么？看看察举制的弊端就知道了。门阀世族操纵和控制选拔，必定徇私枉法，扰乱吏治。而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显然是重家世，轻才德，堵塞了任用贤才的道路。以我看，此制由门阀世族而起，对他们大大有利，将来此制肯定能巩固门阀世族的特权，对大汉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

众人沉默不语，气氛凝重。

“我认为此制可行，尤其是现在，对朝廷选拔人才很有利，对朝廷推行改制有利，对朝廷稳定社稷也非常有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此制不但可以一扫察举制选拔人才的弊端，而且还能对大汉中兴大业有极大地推动作用。”李玮突然站了起来，挥手说道，“此制可行。”

长公主、徐荣、张燕等人齐齐望着他，神情诧异。

“仲渊，你可要考虑清楚了，这可不是暂时的妥协，而是大汉的长治久安。”张燕郑重地说道。

“这个制度的选才标准是唯才是举，符合朝廷的原则，仅此一点，就比察举制优越。”李玮说道，“由于朝廷以才能道德取士，不论门第出身，不论高低贵贱，所以读经就不是唯一的入仕途径了。这将大大促进除了儒学外其它学派的发展，比如书学、医学等等，这非常有利于国力的提高。”

“选拔制度的确要改，由于人口剧减和儒士侨寓他乡，目前察举制的实施的确有很大困难。这几年我们选拔人才主要靠乡评举荐和从大学堂征辟诸生直接入仕。但随着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官吏已经严重不足。关中大战结束后，朝廷因为缺少官吏，不得不向关洛士人低头，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正好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玮笑道，“看样子，这次经学大辩议，朝廷的收获还是非常大啊。”

“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乡评，不过一个是朝廷的乡评，一个是地方私家的乡评而已。通过这个制度，把地方私家的乡评转化为朝廷的乡评，这是个创举。首先它缓和了我们和地方大儒名士的矛盾，其次朝廷完全控制了选拔权，剥夺了地方乡评对朝廷选拔权的威胁，其三，它打击了大儒名士的清议，有利于社稷的稳定。大家还记得许劭、许靖两位大人早年主持的月旦评吧，这个月旦评不仅仅品评儒士，还评论时事，抨击朝政，它的权威性一度对天子和朝廷的威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朝廷不需要月旦评，朝廷更不希望天下各地的儒士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影响朝廷的决策，损害天子和朝廷的威仪，所以，各地乡评对于朝廷来说弊大于利，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

李玮的这句话提醒了长公主和徐荣等人。

当年因为党锢，乡评成风，对社稷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朝廷不得不出面干涉，甚至下旨取缔了天下所有的乡评。现在大汉中兴初期，朝廷需要各地大儒名士们举荐人才，所以乡评早已蔚然成风，其中蕴含的隐患非常大。

“殿下，诸位大人……”李玮拿起了案几上的奏章，继续说道，“九品中正制的作用是举荐人才，是给朝廷挑选人才。无论你被中正大员品评为几品，你都不过是拥有了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已，它不过是选拔制度的一部分，它只拥有选拔权的一部分。察举制则不是这样，凡被举孝廉、举茂才（其对象是在任官吏）的儒士，就算正式进入仕途了，做官了。”

“所以，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人才的制度。中正大员对儒士予以品评后，其品状是朝廷授官的主要依据，它并不直接官人，任命权归朝廷。儒士经品评后仍需要经过各种仕途方能为官，从目前来看，这包括直接入仕，察举秀孝，州郡县佐吏积功升迁入仕，太学诸生考试入仕，公府掾属升迁入仕等等。由此可见中正并非仕途。”

“朝廷如果实施了九品中正制，那么，朝廷每个官员的职位都要规定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就是官品。任何人要想做官，都要有资品，否则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从目前朝廷的选拔制度来看，资品的获得仅靠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评一种，显然是不够的，也无法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要。”

“我们还可以继续实施察举制，举茂才，举孝廉，举贤良方正。这些人的优劣评判及其资品授予，并不是由中正作出，而是由主持察举的各级官府决定。”

“试经制度实行几百年了。效果很好，不能废弃。太学诸生，各地大学堂诸生，都可以通过试经的途径而获得入仕所需的资品。”

“还有赐官。由于官员职位本身已标明了官品，那么，这位儒士只要获得了赐官，他也就同时获得了担任该项官职所需要的资品，因官而得品，这也是可以的嘛。”

“另外就是赐爵与袭爵。爵位与官位一样，也被赋予了品级，有爵者即有资品，既然有资品了，当然也就可以入仕了。”

李玮的这番话，转眼就打消了众人的担忧。

大儒名士们想通过九品中正制继续保持入仕之路，而李玮见招拆招，把九品中正制纳入考察人才的制度，用其优点，压制其弊端，依旧牢牢控制了官吏选拔。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大儒名士们的要求，又没有损害既得利盖者的权益，可谓一举两得。

长公主和众人的心情好转了，李玮的脸色却陡然一变。

“刚才大司马说了很多，也说得很对，他的担忧非常有道理。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选拔制度的公平、公正？”李玮说道，“关键在于朝廷选拔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在于负责选拔官吏的清廉。也就是说，对中正大员的监督非常重要。”

“中正之职在于品第儒士，中正的品第乃是儒士入仕的前提条件。儒士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仕，都必须经过中正的评定以获得品第，否则就没有资格入仕。那么朝廷如何确保中正大员的清廉和公正？”李玮拿起了案几上的奏章，“品评。”

“修改选拔制度，不仅仅要修改如何选拔人才，更需要修改如何监督在职官吏。”李玮神态坚决地说道，“朝廷不但要品评选拔官员，更要品评所有的在职官员。三年品评一次，资品降级的，官品也降级。”

“中正大员品评儒士，天子和上公大臣品评各级官吏，一级品评一级，资品不够的，该降职的降职，该惩罚的惩罚，互相监督和制约。”

“丞相大人的意思是，全面修改选拔制？”长公主吃惊地问道。

“对，全面修改。”李玮说道，“新的选拔制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在职官员进行品评，一个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九品中正制仅仅考察人才，无法代替察举制。考虑到修改选拔制度是由太傅大人和陈群、袁涣等诸位大人共同发起的，我看这新的选拔制度就叫九品官人法吧。”

徐荣和几位大臣互相看看，鼓掌而贺。

四月二十一，长公主召集公卿大臣共议，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修改选拔制度，并推举陈群、袁涣、田畴等十几位大臣拟制“九品官人法”。

朝廷和大儒名士们的矛盾因此得以缓解，改制之策重新再议，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古文经学和新经的争论却因为郑玄大师的病倒而再度掀起了。

郑玄大师年纪太大了，在长达一个月的辩议中，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新经学派怒不可遏，向古文经学一派发起了猛烈反击。

长公主天天去探视郑玄大师，并请宫内医匠数次会诊，极力挽救郑玄大师的生命。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也数次亲临太学，试图化解双方的矛盾，把这场逐渐失控的辩议解散了，但他们被愤怒的大儒诸生们赶了出来。李玮甚至遭到了墨汁的“攻击”，陷入了人海，城门校尉何林动用了两百卫士才把他“抢”了出来。

四月二十八，郑玄大师昏迷不醒。

新经学派的儒生们情绪失控。在当天的辩议上，竹简象雨点一般砸向了太史令马丰和其它七位大儒。马丰头破血流，其它七人也受了伤。郗虑本想劝阻儒生们，但遭受了池鱼之灾，也被打伤了。

大司马徐荣急召太尉张燕、右卫将军光禄勋赵云、后将军卫尉杨凤、左将军颜良、右将军文丑商议京都戍防一事。郑玄大师的时间不多了，他一旦逝去，儒士们极有可能控制不住情绪，做出一些过激之事。

“安全起见，还是乘夜包围太学，强行驱散诸生儒士。”杨凤冷笑道，“如果任由形势发展下去，京都必有一场暴乱。现在太学里聚集了几万人，一旦闹起来，肯定要死人。”

“先把长公主送走。”颜良担忧地说道，“长公主的安全最重要。”

“殿下拒绝离开。”赵云苦笑道，“我们劝了好几次了，但殿下不听。她说要亲自主持大师的丧礼。”

徐荣和众人商量了很久，无计可施，只好先调动南军，把皇宫和官署保护起来。

四月三十，新经学派的儒士们高喊着为大师报仇，四下围攻今文经学派的儒生。

右将军文丑、城门校尉何林带着五百卫士冲进太学，阻止了冲突。太缚杨彪、大司马徐荣随后赶到太学安抚诸生。今文经学派的大儒、名士和儒生们在太傅杨彪的劝说下，退出了太学。

五月初一，新经学派的儒士们又开始攻击古文经学派的儒生，冲突开始升级。

右将军文丑和城门校尉何林带着五百卫士再度赶到太学，但这次儒生们胆子大了。昨天卫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助长了儒士们的气焰，他们先是拿竹简墨计“攻击”卫士，后来干脆扑上来打。

文丑大惊，急令卫士们撤出太学，任何人不准还手，违令者杀无赦。

下午，文丑孤身一人走进太学，会见郑玄大师的弟子赵商、王基、公孙方，请他们安抚儒生，尽快劝说儒生们离开太学，离开长安。

“这怎么可能？”赵商泪如雨下，“大师马上就要撒手尘寰，弟子们怎么可能会离去？”

“但现在大师的弟子们怒气冲天，认为大师病危，都是今古文经学派的责任。”文丑苦口婆心地劝道，“这样会出事的，要死人的。”

赵商三人悲痛欲绝，拒绝离开。的确，这时候，没有一个弟子会离开，他们都在盼望着大师能好起来。

文丑又去劝许劭。

古文经学的儒生们历经两百年的奋斗，最后却为刚刚兴起的新经做了“嫁衣棠”，试问，哪一个弟子不是愤懑不平？哪一个弟子不是义愤填膺？

“长安太学是大师一手重建的，你的弟子有数千之众，你应该劝劝他们，叫他们尽快离开。”文丑哭丧着脸说道，“我也是大师的弟子，我不希望他们出事，我更不希望大师的心血毁于一旦，请大师务必……”

“我可以离开太学，但他们愿意吗？”许劭无奈地说道，“我的弟子不走，我怎么能走？”

文丑匆匆赶到大司马府禀报徐荣，太学要出事，长安要出事，赶快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徐荣急召辅弼大臣相商，但众人均是一筹莫展。

“老大人，当年董卓在洛阳诛杀儒生的事，你曾亲眼目睹，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彪苦笑，“我有什么办法？除非康成兄（郑玄）立即好起来，否则……”

杨凤再次要求动用南军把儒生赶出太学，赶出长安，但立即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否决。

五月初二，郑玄大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