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中立国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主权国家。一般来说，永久中立国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主权国家自愿承担永久中立义务，

二是其他国家承认并保证该国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3、地位特征军事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非战时都是中立的，为区分出一个清晰的永久中立概念，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永久中立国是否有他国的军事基地。永久中立国除其自身自卫外，不得参加任何对别国的战争或武装冲突。当永久中立国自卫时，本国武装进入他国的领土，到达他国领土的何种程度才不是武装入侵。要以战争法的原则分析。

永久中立国为保持中立地位，一般不会与他国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不会进口尖端武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永久中立国的军事战略地位不突出。

由于后勤遭到游击部队的不断袭击,龙族叛军又不断遭到我军的骚扰,并被我军的虚假情报所误导眼睁睁看着盟友兽人帝国的崩溃,被迫袭击了附近的几个中立小国解决给养问题,同时提升军队的士气。

在补充了给养龙族叛军决定主动发动攻势打开缺口,好与光明教廷的军队汇合,摆脱孤军作战的不利状况。

针对这种情况我军采取了后发制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仿效中国古代的城濮之战,进行战斗部署。

三、城濮之战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六百三十四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六百三十三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未完待续。。)<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