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军撤走之时，所有辽河以东的土地和城市，又全部被高句丽重新占领。

以此而言，此次征伐，战略上让高句丽屈服的目的没达到；在战术上对辽东的控制也归于失败；即使在具体的战斗上，也很难说有完全的成功。

李世民心中大悔，他对左右侍臣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李世民想起了他的那个老伙计，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命人，推倒了他坟前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的交恶，源于李承乾的被废。

魏征是贞观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类似图腾的存在，似乎永远都不会倒。

事实上，魏征确实是善始善终，成就了千载之下，君臣相知相遇的美好。

在魏征逝世之时，李世民有感于魏征之谏，曾经亲临魏宅，挥泪送别魏征的灵柩。

但世间之事，器满则溢，月满则亏。

太子李承乾被废后，牵连出了侯君集，还有太子原左庶子杜正伦，非常不巧，这两人都是魏征向李世民重点推荐，可为宰相的大才。

李世民帝王之心术一起，非常怀疑魏征可能有朋党之嫌。

如果说朋党之罪或许有，因为正人有正人之党，邪恶也一样会有臭味相投之人，只要是人，就难免有两三好友，也难免有交友不慎之嫌。

但另外一件事，就真正触犯了李世民的逆鳞。

那就是魏征贞观之谏，也可能只是沽名钓誉的行为。

魏征和禇遂良有很好的私交，当时褚遂良负责撰写李世民起居注，那是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纯真实的文本记录。

而历朝历代，有一个传统，为了保证起居注的真实性，皇帝本人不看自己的起居注。

但李世民一直心存遗憾。

他三番五次都想亲自看看自己的起居注写成什么样子，毕竟六月初四，杀兄屠弟，是实打实地背负了这个罪名。

李世民倒也不遮掩，他对当时负责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自己的疑问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房玄龄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就老老实实回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这必怒，故不敢献也。”

李世民见房玄龄不上道，不肯主动将起居注给自己看，就只好干脆挑明了。

他直接说道：“朕之为心，异于前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

这句话，这种事，房玄龄实在不好接口。

但皇帝发话，总需有人回话。

谏议大夫朱子奢无奈只能接口，但他也表示明确的反对说：“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之子孙，臣窃恐曾（孙）远（孙）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于刑诛。”

但李世民要做的事情，又有谁真正可以阻止？

大臣们无法违逆李世民的意志，但也不能直接用写好的起居注给李世民观看。

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临时重新编纂修录高祖李渊和李世民的实录，然后，呈上定稿。

李世民翻到最在意的六月初四的事件，看到语焉不详，云遮雾罩，就直接指示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这就意味着，其实李世民一朝的某些，最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可能都是经过加工修改，带有倾向性的二手资料了。

因而，即使是信史的可信度，也需要在史海中发烛幽微。

当然，传统上也早就有春秋笔法，大义微言，为尊者讳，都是必然之理。

但李世民一生文治武功，实在已是历史级别的顶流，加上其虚怀纳谏，成一朝之风，以此而论，又比前代明王，胜出不可以道里计了。

李世民非常重名，因而，他本质和本心上，对于仅仅求名而谏的人，有着天然的抵触。

魏征死后，李世民知道了一些魏征的黑历史。

魏征曾经把自己前后所进献的谏言，分门别类，详加整理以后，交给了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

这表明，魏征可能不是表面上那么忠心，至少，远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私心无缺。

他联想到魏征所学，本就是成名发家，孜孜以进的纵横家之说，再联系魏征平日所为，大有求名邀誉之嫌。

李世民心如明镜，再联想起自己无数次被魏征怼得俯首无言，惭愧万分的狼狈模样，心中大感不是滋味。

或者自己真的被魏征卖了。

自己成就魏征万世英名，他却背着自己沽名钓誉，营营苟苟。

魏征实在对不起自己待他国士之情，李世民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他做出了一个失去理智的行动。

当年魏征墓前之碑，是李世民所手书，现在君臣已生嫌隙，李世民命人将墓碑推倒，并且，他还取消了魏征儿子和自己女儿衡山公主的婚事。

现在李世民在辽东受挫，他终于记起了那个可以让自己正衣冠，知古今，明得失的铁骨铮铮的谏臣魏征。

或者魏征也同自己一样，也重名爱名惜名，但人非圣贤，孰能完美？

“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人有千般好，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世民心中大动，赶快发出一道非常特别的诏书。

他要见一见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