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说，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王制》、《国语·鲁语》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三则游历形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以舒适平稳，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一则以轻松游览。真正地跋涉艰险，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邦——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作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I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三日之后，皇帝再次召见了李斯。

窗外大雪纷飞，君臣两人围着木炭火通红的大燎炉对坐着，一边啜着热腾腾的黄米酒，一边低声地说着。嬴政没有提及上次三川郡勇士的一个字，而是坦诚地对李斯说了来春准备出巡的谋划，要李斯预为谋划。

李斯既随和又谨慎，沉吟片刻方道：“老臣本心，陛下体魄大不如前，不宜远道跋涉。陛下威望超迈古今，居大都而号令天下，无不可为也。陛下劳碌过甚，国之大不幸也……”

见皇帝默然不语，李斯又道，“当然，若陛下意决，老臣自当尽心谋划，务使平安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