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同样认识到嗜酒的危害，他曾发布上谕说：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可本性难移，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后经常会被几位师傅‘劝谏’，批评他做事冲动、功利、实用，做事取巧，往往凭着一时激情决断。另外不注重礼节，不听圣人之言，不遵圣人教诲，且独断专行，好勇喜杀。处理政务简单粗暴，有时仅凭个人好恶，不计后果等等。那意思自己与当前社会格格不入，简直与蛮夷无异，当然这话没有说出来。

每当挨训的时候，赵昺嘴里虽然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他清楚自己是在敷衍，心里并不能全部接受。不过他对自己与当下格格不入并没有多想，只是以为是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理念的冲突。要知道他也是长在红旗下，戴过红领巾，做过三好学生，学习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扶着老奶奶过马路，捡到一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受过老师表扬的好人，这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德，怎么到他们面前就一无是处了。

说到他是实用主义，赵昺记的自己所上大学的校训就是学以致用，将自己学的知识最大程度的转换为社会价值；工作后，老板儿同样是要他们要务实，不要务虚。且没有自己的实用，根据局势的发展采用不同的对策，能有今日的琼州吗？若是按照他们建设所谓的大同社会，只怕还没沾边就被逼的跳海了。

说自己功利，干脆就说钻钱眼里儿得了，赵昺知道只要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宋朝同样是没钱寸步难行。自己不功利，十几万军队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去打仗；又用什么给追随自己的人开工资，发奖金；若是自己不设法弄来钱，大家恐怕还要住草棚，吃白饭啃鱼干呢！

听圣人之言，在现代社会自己就得饿死，永远被人踩在脚下，职场上玩儿的是丛林法则，讲究的是狼性。谁要是恪守那些东西，完全按照礼教行事，只怕不被送进精神病院，也要当一辈子宅男。老婆都混不上不说，若是无老可啃也只能吃着低保，终日以方便面为伍了。

至于警惕性强也是无奈之举，很多的时候你除了爹妈根本没有人可以信任。老师看你不过是钱包，当做敛财的对象；老板看你就是台机器，恨不得给你通上电让你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朋友更多的时候把你视作可以利用的工具，一旦失去可利用的价值便不再认识你；而日日相处的同事简直就是你的敌人，不仅要小心其打你的小报告，还要防着他哪天抢了你的饭碗；即便想信个教寻找个精神寄托，弄不好还会被骗的倾家荡产。如此环境下，你敢不时刻警惕着吗？

“唉，都说时势造英雄，这环境也会改变人的性格！”赵昺反思着自己两世为人经历的种种，不由的感叹道，心里也突然理解了蒙古人为啥会变成了这样。

蒙古人所生活的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带并不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地理环境决定着历史上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所谓的“逐水草而居”。然而游牧经济却是一种非常单一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必需品无法从牲畜身上获得。而获得这些东西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掠夺。

在古代，贸易这种方式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气候、交通、国家、民族关系等太多因素的影响，不如掠夺来得痛快和方便，所以对蒙古人的祖先来说，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蒙古人天生野蛮，只是情非得已。对此忽必烈说得非常精辟，大致意思是说，我朝在建立之初，攻城掠地之后，从不驻守，只是为了获取有用之物。

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制约，游牧的生活方式，通过漫长的历史沿袭逐渐培养了蒙古人的尚武精神，从而赋予了蒙古人勇猛顽强、活跃粗放的精神气质，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种尚武精神也对蒙古人性格中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

处理事情简单化，冲动，不考虑后果，认为激情可以解决一切。讨厌繁文缛节，和复杂的理性思维；文化教育水平低，却又看不起文化人；鲁莽，豪爽，暴躁，不拘小节，喜欢直来直去；缺乏理性，缺乏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因而也就平庸和迟钝。

蒙古人几乎不喜欢什么形而上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功用的思想，蒙古人在内心深处的哲学是不成文的实用主义，只有对现实生活有用的思想和技能才会受到重视，所以早期的蒙古人在每攻下一个城市以后，没有受到屠杀并被带走的俘虏中一定会包括各种工匠和手艺人。

想到这些赵昺觉得蒙古人也够可怜的，早早就体会到了现代社会的艰难，难怪他们的后代依旧不愿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