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勾检制度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高官员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十分的有效方法……

一想到法律，赵昺就不止是脑袋疼了，而是脑瓜仁都疼。因为至今大宋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典，且极为混乱。加上蒙元入侵各种典籍丧失殆尽，毕竟战乱之时逃命是第一位的，没有谁还想着带着那些沉重又‘无用’的书籍。这就导致行朝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大家都是根据惯例，或是散乱的条文来行事，毕竟没有谁能将诸多的条文都记住。

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没有人去顾虑这么多。行朝也就成了上头怎么说，下头便怎么做。而一旦起了争执，也无据可查，你说典律中有此规定，我说没有，可又查无实据，都成无头官司。到琼州后，赵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曾想重新编撰，可此事做起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而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只能由各部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些临时管理办法。

所以如今比较完整的律法，只有赵昺主持修订的军法，对军中各项事务做了完整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但按照传统这也不能算作律法，也只是暂行规定。其它方面的律法则仍处于自行其事的状态，可以说十分混乱。不过大宋朝的律法向来如此，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只是他自己麻烦些，打起官司来都得找他来裁决。

严格的来说，大宋朝根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袭”《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而采用唐律，主要是为了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为了其内容。

因此《宋刑统》成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编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编敕就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可以说这是本朝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原来按敕、令、格、式法律形式及发布时间汇编的方法，缺少条理，难于检索使用，所以淳熙年间改为根据法律的内容、性质、功用，分门别类，依事编排，并将这种体例冠名为“条法事类“。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事“分类统一分门编纂。赦，是皇帝诏令一种，地位还重于令；格，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式，各种章程细则。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编例，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活动。其中是由中央司法机关或皇帝审断的案例，被相继沿用，成为惯例。编例是将原本临时性的断例进行汇编，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例由于形象、具体，使用时的方便、灵活，实践中经常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行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的现象，甚至跃居于法令之上，造成宋代法制进一步混乱。

所以说大宋朝除了一本抄的《宋刑统》根本没有企图法典，而一般法律都是编敕的形式出现的。赵昺作为现代人不难想象出其中的混乱，大宋朝到自己已经是第十八位了，其间有多少事情发生，而敕更是不知道下了多少道，其中往往又是因时、因事的不同而颁布的。将这些全部作为法律实施，其中不免又重复或是矛盾，更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依然参照执行，恐怕自己都打起来了，不乱才怪。

本来赵昺准备在进入临安后，商议国是时将俢敕作为一件大事来做，以统一国家的法令，却被‘休养’了，事情自然也就放下了。今天想到官吏的问题，他觉得应该尽快实施，一者可以用制度的形式重新划定两者间的关系；二者官员也不必因为不知法令而无法视事，从而减少对胥吏的依赖；三者通过律法约束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减少社会矛盾。

不过赵昺也明白制定、修改法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现代从提出议案到实施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何况在古代。而让他烦恼的是修订法律自己还说了不算，虽然叫做‘敕’，所有的敕条并均以皇帝名义颁行天下，而修敕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通晓法学的士大夫手里。

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朝廷有专门负责修订、汇编法律的机关，叫做“详定编敕所”。编敕所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及若干文吏组成，在编敕过程中，每个立法官都可以对草案提出意见，但提举与详定官拥有对法律草案定稿的权力。

其次，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所有人都可以到衙门投书提出合理化建议，州县政府收集后用“急脚递”送达京师进奏院，再由进奏院交给“详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议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最后，法典经皇帝批准，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