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文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余丈。两岸峭崖壁立，山势险峻，滚滚江水倾入峡谷，浪涛翻卷，奔腾咆哮。峡口称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意思是说，天下最雄伟的地方莫过于夔门了，却也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峡全长只有十数里，若是顺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两支烟的工夫，就经过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数天的功夫。

我们熟知的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峡口，此处地势险要，难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垒，屯驻重兵。而这里绝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御设施，兵寨群利用险峻山势，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体。每座兵寨犹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上有寨门，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击孔、瞭望孔、箭楼、通道。寨与寨之间以点带线，有兵道相联，有瞭望孔互相联络，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船行此处，速度缓慢，夹江的堡寨便可万箭齐发，以滚木礌石狙击过江船只，甚至可以在上游释放火船，巨筏摧毁整个船队，可要想攻取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