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宅心仁厚，心系天下众生，实是大宋亿万百姓之福！”王德听了赞道，挥手让人吩咐宫中杂役清理积雪。

回到淡泊阁已经是午时过，赵昺心中有事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开始批阅今日的奏章。而想到国家初定，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可自己又分身乏术，不免有些焦躁，又觉身心俱疲。连喝了几杯热茶才逐渐平复了心情，尽管国事千头万绪总要一件件处理，急也是急不来的。但是受此影响，他还是一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境，不免分神想着赈灾之事。

赵昺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的自觉，《周礼》中记录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大约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记载。

不过，国家福利成为系统性的制度，则完成于两宋时期。宋朝福利制度之发达，不但远超前代，而且之后的王朝也远远不及，是一套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济体系。当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济的对象只是贫民阶层。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财产多寡，将全国人口划分为不同户等，户等既是确定人户税额的依据，也是国家划定救济对象的参考标准，比如南宋时规定，乡村五等户、城市七等户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婴儿出生，又无力赡养，政府即给予四千文钱的补助。

实际上宋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却是在崇宁年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历史上著名昏君徽宗赵佶及奸相蔡京两人搞起来的。徽宗为宋朝民众提供的“慈善福利事业”，主要是为穷人、残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后创办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机构。具体来说：

（1）居养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向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计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尤其是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以及孤儿和弃儿”。按当时的规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领取升米，儿童减半，每天还有十钱的小额现金，冬天每天有五钱的取暖费。

（2）安济坊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该机构相当于一种为穷人设置的治病医院，安济坊的管理条例“要求医师记录他们收治病人的数量，以及死亡人数，并基于这些记录信息奖赏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员，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于两成的官员，每年可以获得五十贯的奖励。”同时，该机构收容隔离病人，也有防范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泽园旨在为城市贫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安葬对象包括：死后无钱、无葬地、无亲人的贫穷百姓；暴露野外的枯骨；客死他乡者的灵柩；死亡多年且无亲属者；不知姓名的死者；死亡的乞丐等。政府安排人员免费收集尸体和遗骸进行统一安葬，目的是为了不出现疾病瘟疫、抛尸荒野，同时体现政府恤民和皇帝“悯”。所以，漏泽园是国家的殡葬福利制度，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种仁政。

赵昺记的徽宗和蔡京这些仁政在后世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提起来也会有意隐去二人的功绩，好像是忌讳莫深。他以为是人们如此是为了凸显他们的昏与奸，有了这些‘丰功伟绩’就让大家难以再恨他们。不过却有外国学者给了宋徽宗极高的评价。

其在文章中并不否认宋徽宗存在“虚荣”、“过分自信”这类缺点，但依然认为宋徽宗仍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理由是：“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这显然与多数国人对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赵昺在入主江南后，也曾想恢复这三大‘仁政’，但是群臣应和者不少，落实起来确是不大上心，至今也只在京师各处建起了几间医药院，用以救助贫困的百姓，其它两项一直停滞不前，仍然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