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站事务剥离，则不属投下，汉人军将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销。灭宋以后，又就江南州郡进行了分封，封主对封地的控制似稍减弱。封户纳钞，每户中统钞五钱，后加至两贯，由政府统一征收，再付给封主。但是诸王贵族在封地内擅招人户，漤行敛括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却也是贵族们重要的敛财手段。

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错，必然会与进入汉地的草原宗王封地叠加，双方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旧贵族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动起手来也就十分自然。他们打来打去，相互劫掠，结果就是乱了自己，乐了大宋。这些还只是赵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旧制度，草原与中原间的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会更多。

听了皇帝的补充，众人也渐渐明白，陛下在蒙元草原军南下后便迅速结束北伐，同意议和，并非是怕了他们。而是看到了新势力的介入，会是蒙元局势发生巨变，以其费劲的以举国之力与蒙元攻战，不若让他们自乱阵脚，待时机成熟兴兵再战。

与此同时，也可以让江南和两淮百姓休养生息，缓和朝野间的矛盾。进而推行新政，对朝廷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和机构，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为再战积蓄力量。

而这时候陈凤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对在扬州之战中，马绍在城破之际自杀殉国一事感到震惊。其作为一个汉人，却甘心为异族效力，并不惜自己的性命。在寿州之战中，宋军围城，又有数万汉族百姓不肯献城投降，死于炮火之下。这种情形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的同时，又忧心在此后的对蒙元作战中会受到汉人的顽强抵抗。

韩振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在当下进行的和议中表现的最为积极的不是蒙元的皇子铁穆耳和左相桑哥，反而是身为汉人的李谦在四处奔走，据理力争。更让人寒心的是身为宋人的李思衍，居然利用自己的亲朋故旧打探消息，为蒙元和议出谋划策，使人不能不担心他们日后主要敌人反而会是同族之人。

陈凤林的问题看似让人有些沮丧，但是此时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战争，还是让赵昺感到欣慰，这也一种进步。可他对那些蒙元文人并不太在意，其实在金朝时期，女真人汉化已经非常严重，重用汉族士人治国，也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原实现百年的统治。

其实赵昺对于当下的士人应该说还是有戒心的，不仅是北宋时期大量无良士人充当女真人的带路党，南宋灭国之际，那些士人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其中还有为大宋复国出力，以死殉国的士人，但总体上还是令人失望，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品德持怀疑态度。

不过相对来说，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更可恨，他们不仅把宋朝看作是篡权的“闰位”王朝和岛夷，甚至产生了自己的华夷观念，把自己当成了华夏的代表。北地士人们都是这些观念的狂热推崇者，他们甚至发明了“汉者共天下之言也”的观念，认为华夏文明和汉人无关。

但当真正的“蛮夷”蒙古入侵时，金朝大儒文人的表现却很有意思。早年的蒙古人非常朴实，他们可不管啥子诗书礼乐之家，哪家的小娘子长得好就直接抢走，男人碍事就杀掉，愿意戴绿帽当活王八就带到草原上当“趋口”，这种没出息的金朝文人一抓一大把。

元好问号称‘北方文雄’，应该算是最为知名的儒学代表，其不仅没有积极抗蒙，也没有为金国殉葬，而是一边写诗哀叹战争惨烈，一边却在积极寻找庇护者。他找到的庇护者之一是张柔，张柔是灭宋功臣张弘范的老爹，也是元好问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尽管元好问怀念第一任老婆张氏为金朝户部尚书张翰的女儿，也并没有影响娶了第二任老婆毛氏。

毛氏的祖父是金朝的烈士，同宗的长辈毛伯朋也死于抗蒙事业，但你以为毛氏就是单纯的烈士后代，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氏的堂姐妹分别嫁给了蒙古军千户乔惟忠和张柔，所以张柔就是元好问的连襟，元好问是张弘范的姨夫。并在张柔死后撰写了《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还吹捧张柔是“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谓当代侯伯之冠”，可以说是极尽肉麻之事，不要脸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