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6章 形势所限(2 / 2)

以赵昺所知首先“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消灭割据、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国还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的存在。为消灭这些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及赵普等人在充分估计自身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确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

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选派宿将,守卫北部要点。开封以北地势辽阔、平坦,北宋政府驻重兵于京师及附近,既有利于应付北方边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象的出现。这样,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随时都可调用禁军。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不像洛阳、西安、北京那样有山川之险,加上此时辽国势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贵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边患,北宋只能以兵为险,驻重兵于京师,以成强干枝弱之势。

其次,“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宋太祖亲眼目睹五代各国的交替情况,自身也靠兵变取得政权。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笼络和防备内部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除外患。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持稳定并扩大统治基础进而加强集权,尤其是军权。

太祖担心如果还是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的局面仍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其要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叛乱,就必须牢牢地控制、掌握禁军。史书云:“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由此可见,宋太祖将禁军驻防在京师,是总结前代之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再次,“守内虚外”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宋太祖是靠兵变取得政权的,没有亲眼目睹农民战争的威力,因而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

其一,北宋通过科举制、恩荫制等途径,大肆扶植地主阶级,给他们种种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大部分杂税,而且还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发展,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阶级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差役负担,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下户半曾差作役”的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

所以赵昺以为主要还是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担心百姓作乱。所以要时刻防备,从而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也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当然后继者此后依旧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还与对外战争的频频失利有关。太宗曾两次对辽大规模用兵,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被动的战争态势。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朝廷上下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

因而后代的继任者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而此策对于巩固统治,防止民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为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南渡之后,为了对付不断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军头抗金,在形势缓和后也曾试图收归兵权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保留几个大的军镇。而蒙古灭金后,敌人虽然变了,但是形势反而更为紧张,禁军在战场上的无能,让朝廷愈加依靠边军和地方军。

在后期,朝廷一直也试图控制地方势力,其间的斗争也是极为惨烈,但是在天下大势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吕氏的降元让长江防线崩溃,最终导致了灭国。所以在新朝进入江南后,对于军队的部署朝臣们还是倾向于‘内实外虚’之策,避免新的军头产生,在内里腹地没有布置禁军,只靠少量的州军维持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