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想住上阔绰的房子。

小时候，我住在曾祖父分给我爷爷，爷爷又分给父亲的小四合院里。在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二层楼里。那房子的楼下垒着大小两个灶台，大灶台的后面放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缸，小灶台的旁边放着一外被炊烟熏得墨黑的菜厨，菜厨边放着一把竹青变成了红色的小竹椅，爷爷常常坐在小竹椅上打磕睡。靠着走廊，有一个冬天用来藏蕃莳的地塘。地塘上放着一张大方桌。那桌好象是专门用来放剩菜的，除了节日，一家人很少坐在桌上吃饭。楼上一个藏稻谷和杂物的木仓和一个大塔柜，铺着三张床。阴雨天，衣服晒在靠窗口的竹竿上，像一面面战败的破旗。大姐就钻到破旗下睡觉。

每年秋收以后，楼下的地上堆着蕃莳，楼上的床下也藏着蕃莳。那蕃莳滚得满地都是，我娘和姐常常抱着小妹摔倒在蕃莳上。

造房子！母亲摸摸摔疼的屁股下了决心。

我家的造房简直是小鸟垒窠。那木料和工钱全是粮食出粜的，那粗工全是父亲跟别人换着做的。为了造房，一般来说，一周只吃一餐白米饭。有年春节，二姐手冻僵了，端不住碗，碗和面条掉到了地上。二姐噙着泪瞧着地上的面条和碗的碎片发抖。她既为倒了面条，要饿一个晚上而心疼，又怕打碎了碗，娘要揍她。我娘就端来一个碗，小心奕奕地掸回面条。她用凉开水一泡，二姐就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你们别以为我娘对我二姐特别苛刻。为了造房，我这上无兄下无弟的宠子，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竟要穿一件父亲已穿的半旧的青纱卡褂子过春节。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我忘不了那迁居的仪式。

那年冬天，“四清”工作队还没有撤走，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之际。我娘偷偷地请人择了黄道吉日，偷偷地做了一盘豆腐。深夜里炊一了甑热气腾腾的饭。

第二天凌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提着灯笼走在最前头，父亲端着饭甑，母亲背着一根秤，二姐背着小妹，大姐提着一筐碗盘筷铲，浩浩荡荡偷偷摸摸进驻新房。

这岂是新房？新是名副其实，但房就不太成形，只是瓦片能挡雨，四周连挡风的板壁都没有。但住过鸽笼似的房子里的人一旦住进空旷的房子，就如鸟儿被人放到了原野。

三十年后，一家人吃穿不悉，房子做了水泥地面，楼板和墙壁粉刷得雪白，大衣厨、五斗厨、写字台，家具琳琅满目，但是我要到县城买房。

“你还买屋干啥呢，家里不是有了吗？”娘的脸上没有半点喜悦。

我说：“娘，住城里比住山里生活好得多呢。我想搬到城里。”

“搬到城里，家里的田地呢？能搬吗？”娘噘着嘴巴，满脸不高兴。

“光在家种田，能过活吗？再说城里教学质量好，我们要为后代想想啊！”

这是我的杀手锏，说是我为儿子，我娘即使不乐意，也无话可说。但是那田地确实来之不易。

说起田，往事就涌上我们的心头。

那是三十年前腊月的一个夜晚。太阳已下山，晚霞已经褪尽，天地一片昏暗。我和娘抱着一只家编织的紫麻袋走向回龙庙。

暮色笼罩着山野，那些还留着残雪的山包灰蒙蒙的活像一堆堆水泥坟。庙后的老枫树见不到一片叶子，向四处伸出的枝枝丫丫简直是一只只厉鬼的魔爪。屋脊上的白雪变成了坚硬的固体，屋檐下悬挂着一条条微微闪光的冰棱。

我和娘走进了庙门。

会计没有抬头，只顾自己嘀嘀嗒嗒地打着算盘。队长瞟了我们一眼，眼光中充满怒气，仿佛是我三代都欠他的债似的。我拉着娘找个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下。这里原是土地公、土地婆的神位，佛身六六年就被红卫兵砸成土块而搬走，但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暗地里来烧纸烧香，将本来不白的墙壁熏得黝黑黝黑。

一般的会议是在会计家进行。这次为找补连争了几夜。会计媳妇连骂带赶，只好移到村尾的回龙庙。

“大嫂，不是我太苛刻，你赶快将缺粮交掉。大家等着你呢！”看我和娘到来，队长首先开口。

“我哪来的钱啊？”我娘流着泪说。

“我们汗捋把，捋把，能白养你们吗？”队长金刚似的圆睁着一双怒眼。

叫我从哪里去弄钱呢？

那年，我刚死了父亲，丧事一办，什么钱也没有了。

“是否请个人先担保一下。”会计看着我娘无可奈何，又看看凶神恶煞了生产队长，出来打圆场。

我娘瞧遍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妥当，最后将眼落到队长的脸上，说：“您能替我担保吗？我明年将猪卖了，还您。”

“卖掉猪？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