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除了信奉真神的战士之外，忽然还有一队异教士兵。然后，他们就被告知，他们的那些基督徒奴隶现在都自由了。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农场主失去了自己的奴隶，而奴隶也是财产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当然不满，当然要抗议。

但和他们同样信奉真神的那些土耳其士兵，却坚决地站在了异教徒那边，他们立刻拔出刀来，威胁那些虔诚的农场主，宣称他们怀疑那些农场主都是叛逆的同党，而且他们还怀疑有叛逆分子都在他们的房子里，所以他们要进入他们的住宅搜查。

这种行为，在法国当然是不可能的，至少从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入别人家搜查什么的，理论上可是需要搜查证的。（但是在事实上，当执法者认为存在紧急需要，并要避免证据被毁坏之类的危险的时候，也可以无搜查证搜查，只需要事后补上一个就行了。）但在土耳其人这里，就连这个走过场都不需要了，我看你可疑我怀疑你家里藏着有叛逆的黄金，就可以搜查你，并没收叛逆的黄金，而且不用开票。

于是土耳其的士兵们就闯进了这些农场主的家，将他们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都以“叛逆藏匿的财富”为理由搜查走了。一些不识相的农场主试图反抗，然后他们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当成了领军功的凭证，而他们的妻儿儿女，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作为商品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上。

当然，头铁到敢于抵抗王师的农场主并不多。所以暂时他们还只是失去了奴隶和金币，至少那些搬不走的东西，土地、房屋都还在他们手中。然而，紧接着还有更坏的消息等着他们：土耳其官吏们不久也登上了岸。

正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这些上岸的官员，他们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给这场战争的有功之臣，弄到足够用来表彰他们的忠诚的土地。当然，这也可以说得更冠冕一点，那就是清查叛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并给他们以惩罚。

在上岸之前，这些官员就已经被告知：“如果那些农场主逃走了，那毫无疑问，他们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叛逆的同党，他们的一切财富——包括土地、住宅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被没收。如果他们还留在他们的农庄里，那你们就更要警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是那些叛逆的隐秘的，潜藏着的支持者。对于这样的毒蛇，我们当然更要加以严厉的打击，他们应该被送进监狱，接受法官的审讯——当然，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能放过一个叛逆……”

于是，的黎波里附近的农场主，除了已经逃走，或者在之前就已经被砍掉了脑袋的，几乎全都被抓了起来，并被送进了土耳其人临时搭建起来的监狱里，然后，那些官员们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审理这些案件，然后以当年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法庭一样的速度将那些农场主们的脑袋都砍了下来，将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转手卖给了跟着他们一起来的那个叫做埃尔多的奴隶贩子。

现在，整个的的黎波里近郊的，最有价值的土地都成了宝贵的无主之地了，你说这该有多好。靠着这些宝贵的土地，塞利姆三世苏丹该能够收获多少忠诚呀。

当然，这些土地并不能全部奖赏给给塞利姆三世苏丹的忠臣，因为其中的一部分土地还要分给那些基督徒奴隶，作为他们被绑架到这里来的补偿。

事实上，这些基督徒奴隶大多数都是当年真正被劫掠来的基督徒的后裔了。在最近的一百年中，巴巴里海盗以及很少再像几百年前那样登上地中海北边的海岸（法国除外），掠夺沿海居民了。新的基督徒奴隶当然也是有的，不过他们大多来自于海上的劫掠了。

那些最近沦为奴隶的基督徒其实相当少。他们当然可以在拿到一点补偿之后回欧洲去。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基督徒奴隶来说，他们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断掉了，甚至于，他们除了信仰天主教之外，其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已经更像是一个北非异教徒了。

所以他们只能留在北非，法国也需要他们留在北非，因为他们天然的就是法兰西的支持者。而为了能让他们能在北非继续生活，法国就必须为他们争取一块足以养活他们全家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