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上午入宫,到了宫门快要落锁之时才出得东华门,皇帝对他的重视可谓显露无疑。</p>
不过话说回来,皇帝对高务实的重视是满朝上下人尽皆知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高务实不仅是皇帝幼时的伴读,还是大明朝第二位三元及第、第一位六首状元。同时他又是实学宗门新郑高文正公之衣钵传人,自己的表现也无可挑剔,年纪轻轻便有“安南定北”的大功业。</p>
这种人再怎么受皇帝重视,旁人也只有羡慕的份,连嫉妒都不敢表现出一丝一毫。</p>
只是他受重视归受重视,像这样一进宫就呆了几乎一整天的情况毕竟还是少见,是以消息灵通的官员都开始猜测起来——莫不是又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p>
说来也是好笑,这消息传开的速度极快,仅到当天晚上,在京官员七品以上者,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p>
当然好笑的不是这一点,而是接下来众官的反应:实学派的官员都开始兴奋起来,他们以为高务实要有什么大举动,而他们作为“自己人”,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p>
于是他们纷纷开始琢磨,思考着要如何于近期在高宫保面前露个脸,以免这件还不知道是什么大事的大事没自己的份,高宫保一不小心把自己给落下了,那就大大的不美了。</p>
而心学派的京官们则开始紧张起来。高务实一进皇宫就是一整天,这是干什么去了?是给皇上打谁的小报告,还是干脆长篇大论了一番,给皇上灌输那些只注重一点眼前蝇头小利的所谓实学思想?</p>
不过前者不会耗时一整天,后者则似乎现在并不是好时机——因为京察是明年的事,今年高务实不可能整出什么大动作,能够一下子搞翻心学派一大帮人。</p>
说起来,京察本身也是实学派对心学派最具优势的一个撒手锏,因为京察的最核心部门是吏部,而吏部是实学派的主阵地之一。如果高务实真要在朝廷“搞事”,那一定会拖到万历十四年这个京察之年,现在则是不可能的,现在最多也就针对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不会也搞不了什么扩大化。</p>
只是这样一来,高务实进宫到底是去做什么,就更让心学派官员摸不着头脑了,大伙儿资历和级别够格的,就都悄悄递了拜帖到申大学士府,想去问问情况或者讨些指点。资历和级别不够的,就只好派人往那些能去申大学士府的官员府上候着,等着第二手情报。</p>
总之,因为高务实进宫一天这个小小的异常,整个京师官场几乎都悄悄动了起来。</p>
举足轻重,或许就是现在高务实在朝堂地位的写照了吧。</p>
可惜,这些人全都表错了情,高务实根本没打算整谁,至少没打算整这些当官的。</p>
他本来自己也不知道京师百官会因为这点小事暗流涌动,直到一堆拜帖送到面前,他才明白同僚们全都“过敏”了。</p>
为此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接待了一番,给他们解释今天入宫的大致情形——当然,事情没有定论之前他也没说很细,只是表示皇上对宗藩人口与俸禄日渐增长有些担心。</p>
不过这些京官都是闻弦歌而知雅意的聪明人,高务实虽然只是稍稍透露,但其实已经算是明示了,大家哪里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纷纷道谢而去。</p>
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仔细把自己的想法捋了一捋,然后才睡下。</p>
自从黄芷汀回了安南,高务实留在昭回靖恭坊状元第的时间倒比白玉楼还多,今日也不例外。当然,这也是为了“上班”方便。</p>
次日一早,高务实很准时到了兵部,不过禁卫军现在已经在戚继光的主持下进入正轨,生产建设兵团那边更不必说,朱应桢他们虽然对打仗没有兴趣,但对赚钱还是很有兴趣的,几乎不必高务实催促,他们自己就搞得很不错,倒是给高务实省心了。</p>
如此一来,高务实没有太多事需要操心,便派人去户部、礼部要了些资料过来,自己开始捣鼓关于宗藩改革方面的事。</p>
宗藩改革,这是一项势必涉及到“违反祖制”的事,一般人是不敢乱搞的,迄今为止也只有些言官在这件事上提过一些看法,不过很可惜,不管提得多么诚恳,朝廷接受的部分依旧很少很少。</p>
这件事复杂就复杂在祖制和“亲亲”之上。祖制不必说了,“亲亲”不是指某种著名的动作,而是“亲近亲人”的意思,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皇帝本人不得不表现的一种特质——无论真假。</p>
于是这事就很麻烦了。</p>
违背祖制,在这个时代就等于是失去正统性和合法性,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不敢的,臣不敢,君也不敢。</p>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民意不可违”。高务实现在就是打这个主意。</p>
当然,民意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基本上一直都是“被代表”的,大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高务实不需要去民间征集上百万个指印之类的东西,或者搞万名伞啥的,他只需要带起朝廷的舆论,造成“疏进不止”的局面,这就够了。</p>
因为文人的意思就是“民意”,而大明朝的官员本身就是文人的代表。这个解释真是简单粗暴。</p>
这样过了三天,高务实估计自己暗示出去的事大家应该都做好了准备,这时该是他自己打响第一枪的时候了,于是第四日一早,高务实的上疏递进了通政司。</p>
这封疏文的题目是《为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请开藩禁疏》。题目已经点名了此疏主旨,那就是“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手段也似乎很简单:开藩禁。</p>
“方今宗藩日盛,禄粮不给,不及今大破常格,早为区画,则将来更有难处者。</p>
昔高皇帝众建诸臣,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p>
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此又一时也。</p>
嗣是而后,骄侈渐盈,间作不典,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勒尽之,此又一时也。</p>
合则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载而不空,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此又一时也。</p>
夫高皇帝草创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难之日,思鉴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当。至若列圣以迄于今时,移世改恩,以义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尽者也。</p>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永乐间虽封爵渐增,亦未甚多也。而当时禄入已损于前,不能全给。今二百年,宗枝入玉牒见存者,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视国初不啻千倍,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丰,况乎十年之后,所增当复几乎?又将何以给之?</p>
议者谓祖制不敢擅更,殊不知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且国初亲王之禄五万,其余缎绢茶盐等用亦复万计,然不数年而止,给禄米又不数年而减为万石,又不能给而于代、肃、辽、庆、宁国诸王耳,岁给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