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p>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p>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p>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p>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p>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p>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p>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p>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p>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p>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p>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菴,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p>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p>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p>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p>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p>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p>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p>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p>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p>
当然,彼时辽东的情况还是比较惨的,不过高务实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几百年后穿越回来的。</p>
不过高务实不打算让杨俊民分管关税署,因为杨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产业颇多,同时也做边贸买卖,与土默特的贸易额相当不小。</p>
虽然不曾听说杨俊民本人在原历史有什么经济问题,但高务实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还是打算让他管理审计而非关税。</p>
至于赵于敏,这是高务实的老熟人了,在广西时便已熟识。而且赵于敏在京中没什么厉害靠山,因此很早便于高务实搭上了线。后来在一些事情上赵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务实的阵营里,不曾有所动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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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或许是赵于敏在广西时便见识了高务实的经济手段,他此后在外地为官时也照本宣科地模仿过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来对财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p>
赵于敏已经做到湖广右布政,单从品级上来说完全可以调任户部侍郎。同时,高务实也需要从自己的人里提拔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向心力。</p>
只不过这两个任命有一点点小问题:杨俊民和赵于敏都是山西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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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家里有客,没法加更了,顺延一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