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革命，对现状不满，对一成不变的日常感到厌倦的人们来讲，革命是一件时髦的、浪漫的、能够满足各种想象与憧憬的事情。对经历过动荡，品尝过流血、报复、冲突、死亡和各种颜色恐怖，燃尽所有对政治的热情之后的人们而言，革命更多的是一段充满血色的回忆。而对那些乐于燃烧自己追逐理想的人们，革命是一种需要以乐观精神、严肃态度、坚定信念去面对的事业。

不同时空环境持有不同立场的人能够看到不同面貌的革命，在“涅瓦河骑砍事件”之后，公国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和前面任何一种都不同。

“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化，土地和产业被大量兼并，国家资源被王室、贵族、教士、资产寡头所垄断。民众靠劳动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有时候连生存都无法保障。革命对在贫困线和生存线之间挣扎的民众是一种发泄情绪的管道，也是最后的手段。”

递上一杯红茶，共和国驻公国大使安东尼.斐迪南.里博达耸耸肩，继续说到:

“对于活不下去的人，比起被活活饿死再被别人吃掉，被拉到墙根下墙壁更有尊严一些。死亡和恐怖只能吓住安分守己、日子还能过下去的老百姓，对那些活着没尊严，死了也没尊严的人没有任何用处。”

“公国民众已经到了不畏惧死亡的阶段吗?”

捧着温暖的茶杯，马赛蹙紧眉头问到。

有了公国这个参照样本，马赛对帝国掌控国民和抑制革命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

帝国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里同样充满了混乱和恐怖，面对各种反抗，帝国同样毫不手软。但帝国却很快就平息了所有动乱，在之后的三年里更是将一切反抗纳入管理体系，可以说自始至终，一切动乱都在帝国的掌控之下。

只有夯实经济实力，以庞大的资源为后盾，交替使用糖果和鞭子才能抑制民众去实践暴力革命的冲动。鞭子真正的价值在于威慑，一旦民众对死亡和恐怖感到麻木，鞭子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公国和帝国在对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认知上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

“民众对政府很不满，但要说为此拼命，恐怕还不至于。毕竟大家都知道军队对沙皇的忠诚还很稳固，没人想在这种时候跳出来送死。前天晚上**党派在特维尔斯基大街私人住宅里的聚会上，社会革命党领袖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直言‘手无寸铁的游行者，拿什么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呢？’。”

“您去参加了？”

安丽埃塔难掩惊讶。以公国和共和国之间的微妙状态，这种时候去参加这种会议可不是一个外交官应有的理智行为。

“我们有自己的线人。在这种时候，就算要承担风险也必须掌握这个国家未来的动向。毕竟这事和共和国紧密相连。”

公国何去何从不止和其本身紧密相关，还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紧密相连。

在诸多可能性之中，对共和国最有利的莫过于公国就此转向共和制度，不但可以维持对帝国的牵制，一定程度上还能提高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次之的是公国继续维系现有政策，对共和国保持着有距离的微妙关系，同时也警惕着帝国；最糟糕的就是帝国向公国提供援助镇压革命，进而使得公国依附帝国，逐步颠覆此前的战略平衡。

从如今的种种迹象看来，帝国正努力实现最后一种可能性。

“就在昨天，帝国大使约阿希姆.冯.舒伦堡伯爵与财政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会谈，当天下午，帝国首批两千万马克低息贷款就转了过来。另外从港务局传来消息，今天会有帝国的商船靠岸。”

“行动很快啊。”

“是啊，他们也不想事态继续升级，要介入的话也只能是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