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赎回了铁路，我们拿什么钱去修？”

一耸肩膀，陈默然道出一句现实问题。

“赎回路权，各国公司肯定趁机加价，粤汉铁路那边已经向交通部服软，通过美国领事表示，希望以六百万美元的高价把路权卖给我们，这几条铁路赎回来，只怕执政府要做好拿出一亿两的准备，一亿两可以修多少铁路？”

反问时，他又自己替他回答了一下。

“至少五千公里铁路这不是胜，而是一次惨败”

盯视着梁敦彦，陈默然继续说着。

“我们拿一亿两买回的是什么？像粤汉铁路那边花一千多万两，买来的是49公里铁路，还有四千多吨路轨、梁料，这些值吗？”

梁敦彦这会倒是有些弄不明白执政的意思了，难不成执政想一分钱不出，就收回路权？诸国列强怎么可能答应？

“路权是收回来，但问题是怎么个收法，现在交通部正在同粤汉铁路的合兴公司谈判，我们承认四百万英镑的铁路借款，甚至可以批准他们继续筑路，那些个公司的钱都是在欧美民间发售债券募集，他们是拿着别人的钱借给我们，然后又以此相胁承建勘测、筑路包括铁路亦由其经营，直到其经营五十年后，我们方可收回管理权，现在我们要争的就是这个管理权”

“执政，那您的意思是……”

“只要把铁路的运营管理权收回来就行，借款筑路并不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在于怎么借，借款不出卖国家权益，这就是良债，未来我们修路的时候，会直接由财政部到欧美发行债券，同时都明确规定了铁路建造和管理之权归中国国家所有，聘用的洋工程师和总帐房必须听命于交通部以及项目总办或代办；铁路器材的购置和费用支取外人不得插手，否则不得照行。路权在我，即便是以铁路募债之抵，又有何妨”

有些懒散的靠在椅背上，陈默然半眯着眼睛。

“政府要敢于借钱花，而且在善于借钱花，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2%，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8%。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国债利率低于国家开支项目的回报率，那么往国库存钱只会阻拦国力的增长，使国家衰退，像我们修铁路的回报率一年在8%至15%之间，远低于借贷利率相反地，这时就可以大胆的借钱。”

“执政，国债早已为国人接受，但我国民间却无法接受国债国人之所以抵触均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债都是列强强加赔款，再就是借款无一不令主权丧失所以国人无法接受外债”

留**童出身的梁敦彦自然知道国债有良恶之分，可民间对国债的根本性否定的态度，借外债当然更无法接受，他们根本不知道政府借钱用于建设的誉处。

手摆一下的同时，想着民间对国债的抵触情绪，有些头痛陈默然揉了下太阳穴。

“等过一阵子，《光复报》和国内的其它报纸，会先后以国债发一些专稿，《光复报》会以为日本为例，介绍国债于国家强大的作用，咱们到19世纪末还没推行国债市场，日本却已走在前面。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最后存银子的满清却向借款的日本赔了2.5亿两白银，日本用借来的银子发展的工业、铁路，用借来的银子建立了舰队，最后靠着一场仗都挣回来了，可他们接着却借的更多。”

稍沉思了一会，陈默然又继续说下去。

“要改变国人的思维，日本无疑是最好的启示，现在作为贫国的日本缘何能够挑战作为欧洲列强的俄国，他们用借来的钱发展工业、发展军事，又用借来的打仗，借债不仅使得日本未失权益，反而挤身跃于强国之列，民间不要呼喊着向日本学习吗？要学日本，先要学会日本对待国债的态度”

呷口茶，陈默然又继续说下去。

“现在执政府不予外国承认难以举借新的外债，所以我们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按财政部的统计，我们从国内募集了4300万元的公债，经过这一次光复公债的发行，咱们的内债市场正在打开，以后对内发行国债的力度，还会再加大，一方面政府加紧宣传国债的作用和意义，另外还要宣传何为恶债、何为良债，让民众区别对待两者，最后等他们适应了，也就自然的不在意了”

端起茶杯喝了几口，陈默然却是把眉头皱成了一团，虽说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把自己在国外存款变成中国的国债，可这总靠着自己的那笔钱，总不是个事，毕竟那笔钱还有其它的用途，可若是在国民不认可外债时，大举外债，恐怕又会引起国民的恶感

“债肯定是要举的，就先从铁路开始吧”

话音未落，办公室外，一名军事参谋却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上却又是一副喜忧参办的模样。

“执政，西安、西安举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