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xin dǎng”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地“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地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地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jiàn rén”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地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地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地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更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地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地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的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的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新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地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新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更加高大。”所实行的新法的继承。
建中、崇法熙宁：宋徽宗地第一个年号叫建中jing guo，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jing guo”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地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地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
人：qian人即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