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是在汉末时期传入中原的，汉恒帝时，有安息国沙华，月氏国沙门之譖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这是史料上最初的记载。

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后，因长期战争的结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决不了饥苦难的生活，天道既不足凭，生命也无保障，恐怖，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

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输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回的传说，使人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

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民间很快就传遍了佛教的观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与菩萨的原义，就变为与传统神祇的信仰相同了。

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佛教传人“般若性空”的学说与“易经”，“老子”，“庄子”等三玄思想一拍即合，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门的风气，其中，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为然。

基于上述两点因素，佛教才得以在中土普遍地传布开展起来，其中，像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土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人所起的作用甚为重要。

据说这些神僧不仅精通教义，甚至身具神通，故而，像石勒这样的帝皇方才深信不疑，一旦上位者信奉之后，再从上往下推广。教义的广泛传播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北周时期。佛教的教义在中土十分流行，佛门地势力越发强大，许多高官贵冑都是其信徒。当时，光北周就有上万座寺庙，僧侣一百来万人，僧侣终日参佛，念佛，不事劳作。不服兵役，劳役，寺庙占有大量良田，且免征税赋，寄名在寺庙下地佃户不计其数，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建德三年（公元574），周武帝正式诏令禁佛，跪地寺庙所有房产。土地，财务一律收归国有，僧侣一律还俗，做工务农。该服兵役劳役的，按律征调。

当时。有四万多所寺庙被赐给王公贵族做宅邸，有三百多万僧侣被勒令还俗，北周地国力因此而强盛。

然而，杨坚以隋带周后，佛门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因其得位不正，为了给自己的篡位找到天命上的理由，杨坚得到了佛门子弟的帮助，说他降生在佛寺之中，一出生就红光照室，并有紫气满庭，出生后，一比丘尼不约而至，对其父说道，此子当受天佛保佑，并取名那罗延，此乃梵语，乃金刚不坏之意。

有了佛门子弟帮其造势，杨坚的皇位也就坐得稳当了许多，投桃报李，相应地他也对佛门打开绿灯，同样，有了上位者的参与，佛教又重新兴盛了起来。

在隋朝短短的38年间，修建寺塔5000所，塑造佛像数万，重修无计；出家僧尼达50余万。

隋文帝被人称做大行菩萨国王，其妻独孤氏受戒后也被称为妙善菩萨。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有自己的佛号。皇宫里天天雾烟缭绕设坛讲经，佛乐高鸣永夜不绝，简直跟寺庙没什么分别。帝王后妃出巡，常跟从僧尼，随时可开道场徊经拜佛。隋朝简直成了地上佛国。

天下大乱后，除了一些小寺庙受到波及外，各郡各县中，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寺庙受到的影响都不大，一是不管是乱兵还是流贼，大多数人对佛祖还是心存敬畏的，不敢随意闯入亵渎，再加上那些大寺庙都有上万田亩，众多佃户依其为生，有的寺庙地防护甚至比那些小型坞堡还要坚固，为了弘扬佛法，寺庙内养有大量僧兵，这些僧兵不事生产，一味念佛习武，乃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举个例子，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僧兵的威名就响彻了天下，一般地流贼队伍根本就不敢靠近。

在高畅统治的河北，寺庙地数量却也不少，它们占据了大量良田，依附于它的佃户众多，和历朝历代一样，僧人一样不缴赋税，不事生产，不服劳役和兵役，十足的寄生虫，是高畅这样的政权所难以容忍的。

而就算它们缴纳赋税，也服兵役和劳役，高畅一样不能容忍它们的存在。

高畅建立的政权是以灵宝神教为基础，鼓吹的是对他个人的崇拜，他就是九天十地之内至高无上的神灵，其他的那些民间神灵都是被他所封的，而像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的教义自然是与之相违背的

佛教教义教导百姓要逆来顺受，这对营造一个和谐社会有极大的帮助，然而，这不是高畅所想要的，他希望这个民族稍微多一些血性，而佛教正是阉割血性的宗教，至于民众多了血性，会不会推翻他所建的政权，他一点也不在乎，对像他这样陷入无限轮回的怪物来说，不管在哪个时空，都不会存在千秋万代永恒存在的王朝。

何况，他的灵宝神教充满了排他性，注定会和别的宗教产生矛盾，像道教这种独善其身的宗教倒还罢了，主张普度众生的佛教是一定要将其抑制的，两者之间，天生就敌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断没有妥协的余地。

就像高畅意识到佛教对自己的威胁一样，那些佛门的有识之士也察觉到了灵宝神教的危害，高畅对他们来说，乃是妖魔的化身，为了捍卫真佛，高畅这个妖魔断不能生存在世。

在以往，双方虽然互相敌视，却还没有真正撕开脸，像广灵寺这样的大庙，最多是在背后用物资钱粮来暗地支持那些反抗高畅的势力，而高畅因为自己建立的这个夏国根基还不稳，也对沙门子弟多有忍让，没有向他们举起血淋淋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