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帅果然就是岳帅”，刘琦望向岳飞，缓缓点头：“没枉费刘某一番苦等！”

“现在你我既然已冒天下之大不韪，纵兵入驻临安各有司府院，那今日不管秦桧之辈如何煽风点火，只要我们不点头，这临安城就绝乱不起来，只是”，刘琦踏前一步，向岳飞说道：“岳帅可曾想过，陛下可是终归就快要回来了，陛下总不成再如你我这般，再任由这些个军士，接管了整个临安城！”

岳飞微微皱眉，他能够明白刘琦的担忧。

他与刘琦，本身就是大宋军方的代表，是真正一刀一枪搏杀出来的，在大宋现在的这种体制下面，无论他们如何地封爵显要，官居高品，只由于他们那武人的出身，却也必然会被把持着朝堂中枢的文官集团，近乎本能地加以排斥，尤其是在现在这般天子官家似乎有意整修武备，开始重用武人的情况下面，他们与文人士子之间的矛盾，就益发是几乎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自宋室立国以来，以文驭武就是大宋太祖太宗所下来的基本不移的最重要之国策之一，而历百余年来的经营，文人士子早就已经占据了整个大宋朝堂上下，甚至哪怕是军队之中，临战之时，也都几乎难以避免要由文官挂名，加以指挥，延至今时今日，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们之所以竭力维持着这样的一种局面，可以说已经完全不仅仅是居于祖制不可移之理念，亦或是为了坚持以文驭武以防止武将擅权这种场面上的理由所能够概括得了的事情了，而自是牵涉了无数人的出身，无数人的富贵，甚至于是无数人的身家性命。

事实上在宋室开国之初，虽则定下以文驭武的祖制，但若穷究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本意，固然是避免再出现如唐末五代乱世那般武将专擅威权，或趁乱窃取中枢神器，或割据一方，形同藩镇的局面，但从另一方面讲，却也是出于保护武将考虑，且不说当日赵匡胤施以杯酒释兵权的那些个将领，都自是跟随着他出生入死，打下大片江山的兄弟与战友，就是古往今来那些个以武将而掌废立事，篡位登基的权臣们，又哪个不是曾经征战沙场，曾经为家国百姓立下过赫赫战绩的功臣，只是在那种权位的诱惑面前难以自已，终归成就史官笔下的千古骂名罢了。

是以赵匡胤虽说本人也自是以武功起身，却是定下以文驭武的祖制，其本意并非就是要让文人士子凌驾于一众武人之上，只不过是他细思古来兴衰，上马为将，下马为相的人物并非没有，但千载以还，也不过如李卫公辈寥寥几人罢了，是以历代真正的治世明君，都是倚武将以打天下，倚文官以治天下，武人治政并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然则细数下来，却总还是武人乱政比之武人善治的机率要来得大得多。

当年赵匡胤之所以杯酒释兵权，定下了以文驭武的制度，开有宋一代百年来文治之风，其本意只是将原本殊途的文武分流分治，以文人士子主政，以武将主兵，武官不入中枢，文官不及军务，各展其能，各施其政，其地位原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在宋室开国之初，如石亨信等开国武人，虽说被收了兵权，但其地位之高，封赐之厚，也还都是那些个科举进身的文人士子们所难以企及的。

只是及至太宗皇帝赵光义之际，因其皇帝之位自斧声烛影中来，虽说此后有赵普的证言，泡制出所谓金籄之盟，然则在赵光义心中，那得位不正的疑虑却是由始至终，都自是挥之不去，是以在这位太宗皇帝赵光义一朝，对于军队这一能够保证其皇帝宝座的最根本的力量的控制，几乎是加强到了可以说是不近情理的地步，频繁调动以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也就罢了，甚至于就在将军率兵在外面面对着异族作战的时候，还要讲究将从中御，强调必须由这位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深宫之中遥控指挥，从行军速度到列队阵型，甚至于直至每一员军士的站位，都要依据赵光义在深宫之中盲人摸象所传出来的阵图去进行。

在那位太宗皇帝的严令之下，当日里宋国前线将士丝毫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变的自由，稍有悖于阵图所示，便以违旨论处，以至于在很多时候，纵使前线的将士们明知按照那所谓的阵图去打仗，简直就是跟送死差不多，然而却又往往不得不去，因为如若他们是战死前线，还可以有朝廷优抚，家人老少也能得到妥善照顾，而如若他们是因为违逆旨意，意图不轨的罪名而被论处，非但同样难免一死，甚至于还要祸及家小，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面，将士们无论是如何地悲愤无奈，也都只能是先把并力向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将士们的军心士气，也就可想而知，有宋一代立国以来，在太宗皇帝之后，对外征战便一直殊乏胜绩，这位太宗皇帝的这一政策，只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待得那位太宗皇帝驾崩之后，这样的政策延袭了下来，其后果之严重，更是难以估量，毕竟那位太宗皇帝赵光义虽说昔年多半是在其兄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指挥下作战，但怎么说也还是从军旅之中起身，怎么也还不失为一个将才，他在宫中所制订传出的那些阵图，虽说难免有流于臆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终归还是依据他的经验跟判断来绘制传出的，自然这种在千万里外盲人瞎马意欲遥制战争的指挥方式十分可笑，也绝难据此打出什么样的胜仗来，但在这位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总算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玭漏。

然则随着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其后宋室的天子官家，无一不是长养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根本就未曾见过兵戈亲临战阵，对于行军布阵诸般事务的认识，不外都自是来自于书本之上罢了，偏偏宋国朝堂依照祖制，还是严格按照将从中驭的那一套，每遇战事，都由宫中传出阵图，而要前线军士依样故事，如此又怎能不败？！

只是如此一来，天子对于军事一无所知，偏偏却又要直接给前线将士下达具体指令，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一改昔日太宗皇帝之时军令都由天子官家自行裁决的惯例，而要借助于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们共同商议，久而久之，在当日里太祖皇帝那文武分流，武将不预政事，文官不预军务的策略也就完全走了模样，近在中枢的文官集团借助天子之威，成为了完全凌驾于武将集体的存在，而且随着时势的推移，将这种优势持续地扩大并维持至今。

是以文官集团之中，其实从来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将从中御所带来的弊端，只是历来朝堂之中多有锐意改革之士，却是有意无意之间，都一致避开了对于这种将从中御的制度提出意见，乃至如王安石变法乃其斯后所引起的朝中新旧两党之争中，锐意变法的新党一脉，也没有真正花多大的力气，却改变有宋一代这种将从中御的祖制，究其根本，这固然是顾忌将从中御原本是出于帝王防范之念，未可轻移，但更根本的原因却也是因为这将从中御的方略，实质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以文驭武，演变成了文官集团凌驾于武将集体之上的最根本的依据。

早在昔日真宗初年，辽人举大军南侵之际，当时身为朝中文人魁首的寇准力主天子亲征，亲临前线，名义上是借天子御驾亲征而激励士气，实则也不外是将整个指挥中心真正地转移到第一线，从而能够及时地听取第一线指挥军官的意见，临机应变，由此才暂时击退了辽国大军，然则宋国那些当日里真正主持着宋国大局的文官集团的首脑，却是并不曾趁胜追击，反倒是以胜求和，与辽国签下了亶渊之盟，其根本就是因为这些个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心中都很明白这一场大战的胜利是因何而来，而如若不想更改将从中御的方略，那就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势必不可能让天子官家跟着军队一路北进，那么只要战线一旦拉长，战局胜败逆转于旦夕之间，几乎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也就直到女真金人跃马南下，踏破汴京神器，迫得宋室南迁，甚至于几番几回追得方是时刚刚登基称帝的赵构狼狈逃窜，一度泛舟出海的时候，朝堂中枢几近于瘫涣的时候，这将从中御的方略，才因为这种实际情况而无法执行，然则就在岳飞等艰难地抵御住了女真人的兵势，使得南迁之后的宋室政权渐次稳定下来之后，那位自我感觉得已经坐稳了天子大位的皇帝赵构，也就开始通过种种手段，希望恢复这种将从中御的方略，而在秦桧拜相，成为整个南渡之后文人士子的魁首后，也积极地推动这一所谓的祖制的恢复，讲求将从中御，以文驭武。绍兴十年之际，刘琦在顺昌大捷，却被迫班师，便是秦桧草诏，天子首肯，而直接下诏书达于军前的结果，斯后岳飞之十二道金牌，就更是这种极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