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枷锁

法西斯主义在“国家至上”的幌子下，提出建立所谓的“职团国家”。在这个“阶级”的国家中，劳资和平相处，在法西斯党的领导下，消灭阶级斗争，“向祖国的领土以外去扩张”。

职团制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全国出现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对巴黎和会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增强国力，使意大利跻身于强国之列，以便用武力获取1915年伦敦条约对意大利所许诺的领土。与此同时，由于战后爆的严重经济危机，失业者急剧增加，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亟待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法西斯领导集团现并利用这种情况，提出意大利要改变国弱民穷的状况当务之急是增强国力。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以“能力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具体地说，就是同一行业的劳资双方要“团结一致”提高生产能力，共同与其他行业的劳资双方进行“能力斗争”，而不是在本行业的劳资双方间进行“阶级斗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整个生产是统一的，生产的目的是统一的。”因此，意大利应举国一致与外国进行斗争。这在理论上被称之为“职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称它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职团”分纵横两个系统，所谓纵的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在全国形成劳资两个体系；所谓横的系统，是指劳动者和雇主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艺术与自由职业以及海洋与航空业各自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它们在全国职团委员会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和解决劳资纠纷。这些各式各样的纵的和横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凑在一起就构成所谓的“职团国家”。其实，这是法西斯用职团制的办法对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此，法西斯理论家、曾任内阁职团大臣的朱塞佩?博塔伊在其所著《职团国家》一书中也直言不讳。他说，“人们若以为行业组合的国家，只做劳资的合作，这就小看它了，实则除使劳资合作之外，它更能使往日攻击国家的圣笛卡(即工团主义)，转而共同拥护国家主权至上”。

职团主义对于几百年来习惯于妥协和习惯于回避现实的意大利劳动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职团主义的外壳是消灭资本主义，搞劳资合作，实行利益分配制。而实质上，职团主义是一种阶级调和的谎言，它既未改变财富的分配，也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相反，墨索里尼除了以此来吸引和欺骗工农群众外，还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一方面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平衡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以此来维护垄断资本对全国经济生活的支配，以确保墨索里尼本人在意大利实行恐怖的极权统治。这就是说，职团主义是法西斯政权用来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另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实现法西斯化后，种族主义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族主义是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股反动思潮，它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向外侵略均借助于这一种族主义理论。2o世纪2o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后，希特勒极力推崇种族主义。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为向外扩张，建立日耳曼大帝国，大肆宣扬“大日耳曼主义”。认为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优于其他民族，因而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为掩盖纳粹主义的反动性，积极推行反犹主义。

1932年以后，意大利法西斯也大肆宣传意大利人是高贵人种，而且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嫡系。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纯粹”性，法西斯大委员会于1938年1o月6日表开展排犹运动和“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种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种在内的外国人结婚”的《种族声明》，妄图以此来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谓“优等民族”的地位，证明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和拥有向外进行扩张的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来源可以说是多渠道的，它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对内****和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sore11)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的大日耳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可视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

19世纪末2o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颇为流行，这同当时该国的政治形势有着自然的联系。意大利王国统一后，后起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苦于缺少殖民地、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急于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从精神上武装起来，去从事奴役独立民族和夺取世界霸权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分赃不满，另一方面为摆脱资产阶级政权覆灭的命运，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机器，这就更加需要这种哲学，以便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持其准备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满足这种需要便是新黑格尔主义的使命。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即依靠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是克罗齐和真蒂莱。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用“国家至上”的理论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进行辩护。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先在意大利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先是贝内戴托?克罗齐(Ben奉献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整体”哲学为法西斯所利用，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就是来自克罗齐的“整体”哲学和他推崇的反动的国家学说。克罗齐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志、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实体，个人唯有在国家之中，将“小我”与作为公意的“大我”统一起来，自觉地服从国家，才能在道德上实现“自我”达到“真我”，并获得真正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人要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须把自己投身于国家之中去，做国家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这种认为国家高于个人的观点，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贝尔特兰多?斯温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尔思想中关于“1un理”国家的观念而提出，他与克罗齐所说的国家是个“有机整体”、国家是个人“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于把资产阶级国家神圣化，要人们忠诚于它，并为它牺牲一切。

显而易见，克罗齐“整体”哲学的理论在这里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义，它同法西斯的“国家至上”的理论是相通的。墨索里尼的“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和个人要通过“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献出生命，来获得全面体现其人的价值的精神生活”的观点，显然同克罗齐的观念是一致的。另外，法西斯主义提出的“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范畴，也即民族是个包括无数代人、而个人则不可能永存于其中的有机整体”和“个人的独自的价值和与其他个人所共有的价值，应当在其所隶属的民族范围之内得到鼓励、展和保护”的理论，也与克罗齐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正是这些原因，直至1924年，许多法西斯分子都称颂克罗齐是“法西斯运动的先驱”。

此外，客观上可以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克罗齐的哲学思想有着直接联系的是，克罗齐在法西斯上台前后，曾从理论上为其暴力行动进行过辩护，声称“法西斯运动表达了民族感情”，说它“对颠覆性危险做出的尽管是暴力的、却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对于法西斯政权，在行动上他作为参议员虽然直至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时都投票支持墨索里尼政府，但他却没有同它合流，先后拒绝了墨索里尼向他出的担任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的邀请，并于1925年倡导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给了法西斯政权以很大打击。